My Sergei

《前言》：
一种新生活，一种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正在向我走来。在我的爱人谢尔盖的葬礼两星期后，我回到了莫斯科，那时，我头一次有了这种感觉。我担心我的自我已经迷失在悲痛中。为了重新找回自我，我做了我能想到的惟一一件事，我最了解的一件事，也是从4岁起，我就接受训练去做的事。我滑冰。我来到冰场，来到谢尔盖和我所至爱的冰场。在那里，从那些正在接受训练的年轻滑冰运动员的脸上，我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想，新的生命正在到来。
此后不久，在1996年的除夕夜，我20岁的妹妹玛利娅的笑声、她的朋友们的笑声，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我的女儿，又使我有了那种感觉。笑是多么美好，即使是短暂的。
特别是，只要我女儿达利娅在我身边，我总会感到新生命的躁动。不论我当时感觉如何，不论我的思绪飘到了哪里，我不得不向她微笑以作回答，因为她总在向我微笑。
我有一张她父亲的照片，那时，他还远未成为夺得两奥运会双人滑冠军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格林科夫。我很少当面叫他谢尔盖。我叫他谢廖什卡，柔和一些，或者谢廖沙，柔和而且更浪漫，在特殊场合我才这样叫他。这张照片是谢尔盖9岁时照的，他正在我们儿时受训的冰场上滑冰。达利娅长得很像当时的他。她现在4岁了，有着她父亲那令人惊异的蓝眼睛和他小时候一样的一头金发。像谢尔盖一样，她常常是笑容可掬。那笑容在我看来是如此美丽。是谢尔盖把笑声带到了我们家中，是他使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总是很严肃的他，教会了我如何使自己开心。他照顾我，却从来不说他在照顾我。即使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他还是把达利娅，他的一部分，留给了我，通过她来照顾我。
我想让谢尔盖知道，我会永远好好照顾她。她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幸福的女孩儿。我保证让她知道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心肠。这就是我现在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因之一。他那美好的音容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我要赶在那之前，写出回忆录。
不久前，我听到某人问其朋友，如果你不得不再活一次，你会做哪些不同的事？我想过这个问题。对于我，我愿把生活倒着过一遍，明天会是昨天，后天会是前天，以此类推。我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因为现在，我对未来没有兴趣。也许我这样想是不健康的，因为有达利娅，我必须为她面向未来，但是我真的愿意以现在过的每一天来交换过去的任何一天。我希望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但是我知道，找回我和谢尔盖在一起时的那种幸福是不可能的，不是难以置信地困难，而是不可能的，就像试图找回去年春天夜空中的彗星，而那颗彗星是一万七千年才经过地球一次。无论未来怎样，与我的谢尔盖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些时光已经逝去了。
于是我尽可能勇敢地走入未来，怀着对永不能再现的那段日子的期待。对于谢尔盖和我，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的，几乎就是命中注定。首先是我们是滑冰的搭档，然后就成了朋友，然后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然后就成了恋人，然后是丈夫和妻子，然后是父母。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我可以做我最喜欢做的事，那就是滑冰。我最爱的男人一直在我身边。我美丽的父母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和叶莲娜．列沃夫娜只希望我能幸福。人们从未因我关心的那个人爱我而对我恶语相向，他们总是很友好。我从未仔细观察过周围的这个世界，从未想挑毛病。我只在意谢尔盖。
上帝却在他28岁时，把他带走了。1995年11月20日，当他像往常一样在平湖上训练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间。我失去了丈夫、最好的朋友、我女儿的父亲。我失去了我最喜欢做的事，因为现在我没有了滑冰搭档。上帝只给我留下了达利娅。他像是以此告诉我：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叶卡捷琳娜。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过一种不太走运的生活。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我正在品尝生活中的失望。
玛利娜．苏耶娃一直是谢尔盖和我的动作设计师。谢尔盖死后，她对我讲了一些我不明白的话，或者也许我明白，只是不能相信。她说她并不为我感到遗憾。
她这样说，或许是因为我的生活是如此美丽，没有人能指望过我和谢尔盖在一起时的那样美的生活。也许她肯定我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从未想过人能经受住这么多。我不曾想像人们能够如此坚强而有毅力。人能够经受住任何痛苦。但语言却是可以痛彻心肺的，语言可以造成永难愈合的伤痛。的确如此。然而，语言也可以使幸福地久天长。
我总觉得谢尔盖比我更高一筹。他比我坚强，比我聪明，比我更沉稳，他总能保护我。现在他走了，我觉得脆弱，不安全，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我不敢相信人。我害怕说话，我怕我会伤害别人的情感，或者别人所说的会伤害我。我从来没有过这些担心。我发现我对人们的动机难以确定。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是勇敢的，我总是第一个从高处跳入水中。现在就好像25年我第一次离开家，就好像从前我是生活在童话里，现在则被抛入了原始森林。
童话，这就是和谢尔盖在一起的生活。他是那么诚实、镇定，而且坚强。谢尔盖首先是一个男人，然后才是一个滑冰运动员。不像我，首先是一个滑冰运动员，然后才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母亲。我但愿我不是那样的。我希

《学生时代》：
我上了一所体育学校。这所学校不仅招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孩子们，也对莫斯科其他体育俱乐部的孩子们开放。除了常规课程，每人还要接受一种体育项目的训练。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冰球运动员巴维尔．布列，他现在在温哥华加拿大队。
俄罗斯的小学是十年制，7岁入学，16岁毕业。我们都穿校服。一年级到八年级，女孩儿的校服是棕色的，外加黑色罩裙。节日时，则穿白色罩裙。我们带一个白色花边领，可以拆下来洗，因为衣领必须干净。九、十年级，校服则是海军蓝裙子和上衣，里面可穿任何颜色的衣服。男孩子则一直穿海军蓝裤子和上衣。
我们还戴胸章。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们在衬衫上戴一个红星形的胸章，上面有列宁年轻时的相片。四年级到八年级，我们戴红领巾，表示我们是少先队员，这是一个类似童子军的组织。它教我们要尊敬上者，做一个好公民，要爱国等等。
九、十年级时，我们还在衬衫上戴一个红旗形胸章，上面有列宁老年时的相片。这意味着我们成了共青团员，是致力于建设祖国的坚强的年轻人。然后我们就毕业了，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共产党员，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在苏联，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最好的公民。
9月到次年5月是上学的日子。10岁以前，我在夏天不必练滑冰。假期里我最喜欢去我们的达恰－－那是夏季别墅，就在莫斯科以北，有一小时的路程。我们与另一个家庭共用这所别墅。我们那部分有一间客厅、一个小厨房和三间卧室。别墅在靠近森林的一个村庄里，3英里外有一条河，父亲常去那里游泳。这条河的大部分地方都比较浅，我可以在河里玩水。
我喜欢整天都在外面玩。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的铁路线距我们的别墅只有1英里远，每天要有5趟列车呼啸而过。我们要么在轨道上玩，要么坐在旁边的山坡上，朝路过的火车扔石子。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打仗。我们搭了一个隐蔽的小屋，我假装是护士，等着受作的士兵。我会给他们包扎，然后再让他们回到前线。父亲想让我利用这段时间，做体操或跑步，加强我的身体素质，可我只想着玩。就像我说过的，那时候，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我喜欢做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比如绘画，做手工艺品，玩娃娃。在别墅，我有时会给妹妹编些舞蹈或小品，还起个很大的名字，如《最后的音乐会》或者《伯拉提诺》，后者是俄罗斯的童话，与匹诺曹相似。然后我们就邀请邻居们来看我们的演出。
恐怕当初我给妹妹排戏时也很严厉的，就像父亲对我那样。玛利娅是个漂亮而且文静的女孩儿。她小时候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圆脸蛋，白皮肤，梳着刘海，看上去有点像男孩儿。我要求她在表演时做一些芭蕾动作，尽管她比我小4岁，而且从未学过芭蕾。“这么说，你做不了这个？”我会骄傲地说，一边向她展示脚尖地旋转。我非常霸道而且苛刻。
在别墅，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姥爷一起采野蘑菇。他热爱森林，我们采蘑菇时所去的任何地方他都给起了名字，比如“河对岸的森林”，或者“大森林”或者“狗之路”。不同的季节这些地方长着不同的蘑菇。有一片针叶林，长白蘑菇；还有一片白桦林，长金黄色的蘑菇。9月和10月是采蘑菇的好时节，但在6月，你却能找到最大的蘑菇，比最大的西红柿还要大。
姥爷会在早晨6点把我叫醒。我的父母还在睡觉，因为他们来别墅是为了休息，最不愿意早晨起来采蘑菇。有时他们会一直睡到中午。姥爷说最好早些去，赶在其他采蘑菇的人之前。在俄罗斯，采蘑菇很普遍。但若我们去晚了，他就会说别担心，我们的蘑菇会藏起来，直到我们来了才出来。他说得对，因为我们总能找到蘑菇。
俄罗斯人一直把蘑菇视为神秘之物。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说是蘑菇一旦被人看到，就会停止生长。采蘑菇时，姥爷不让我带篮子，因为，如果蘑菇看到你拿着篮子，它们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就会藏起来，不让你看到它们的脸，等着你走过去。我们也不带刀子。想想看，在蘑菇看来你是个什么样子，拿着篮子和可怕的刀子在森林中潜行，太吓人了。
姥爷把一个塑料袋藏在我的裤腿里，他的兜里也装一个，这样蘑菇就会让我们靠近。我们一直走到了白桦林的深处。我得尽量跟上他的大步子，否则下次他就不带我来了。
看到我们拿着装满蘑菇的塑料袋回家，所有人都会兴奋起来，因为姥姥会用我们采的蘑菇做顿美餐。我们认真地把蘑菇洗干净，用刷子刷两遍，然后姥姥就开始做饭了。她把蘑菇切好，与洋葱、鸡蛋、香料拌在一起，做成小馅饼，在黄油里炸；或者做成蘑菇汤；或者腌起来。我喜欢吃腌的，姥姥有时会给我腌整整一坛子，都是最小的蘑菇，因为我也是最小的。不过，我讨厌喝蘑菇汤。我更喜欢和姥爷采蘑菇，而不是吃蘑菇。
姥爷不带我去钓鱼。他给我做了一个特殊的钓竿，很小，给他自己则做了一个大钓竿。我们先到一些脏地方找虫子，当然这不太文雅，现在我大概不会那么做了。但我10岁、11岁的时候，可喜欢把虫子放在钩上了。红色的虫子，很难看，越大越好。我们用虫子来钓鲤鱼。父亲有时候会去抓鳗鱼。夜里他到河边用灯照着河水，当鳗鱼朝光柱游来时，他就用矛来叉鱼。他把鳗鱼带回家，我就帮他一起用赤杨木熏鱼。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美好的童年，

亲一下：)
好好努力，后面还有好长，可惜我没有扫描仪，要不帮你做一点。

好感动。。。。。。。。。。。

我在寻访经典中在打My Sergei的英文版。
我知道很辛苦的。

《童年》：
回首往昔，我发现我是过于一帆风顺了，从未有过悲伤的经历。甚至在遇到谢尔盖以前，我也是个幸福的孩子，天真烂漫，身体健康，人们都爱我。
我的父亲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是著名的梅西耶夫民间舞蹈团的演员。这个舞蹈团曾在世界各地演出。他有着强壮的双腿和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的长脖子，腹部极其平坦。他做每一件事都很迅速，在家里也总是风风火火。我记得父亲跳舞时，高高跳起，双腿抬及下巴的高度，利剑从他身下一闪而过，一连跳上14、15、16次。有时他跳俄罗斯民间舞时，蹲下踢腿，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身手十分敏捷。
父亲想让我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这是他的梦想，可我却成了一名滑冰运动员，令他很失望。他有着灰蓝色的眼睛，和我眼睛的颜色一样。他还有着一张和善的脸，可他做事却极严格认真，好像那张和善的脸与他嘴里说出的话并不相配。
他是在舞蹈课上遇到我母亲叶莲娜．列沃夫娜的，那时她14岁。她19岁时，他们结婚了，20岁时，生下了我。母亲是一位可爱的女人，对孩子关心备至，这世上我最佩服的就是她，无私、慷慨，年轻时很美。她身高5．6英尺，腰身纤细，女人味十足。走路像个芭蕾舞演员，双脚呈一条直线。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和我的一样，而且如波浪起伏。她的指甲看上去很健康，染成了红色。她每天都化妆，我曾经看她化妆看得入迷。她对妹妹玛利娅和我总是很温柔，常常微笑，不像父亲。
母亲是苏联塔斯社的无线电报务员。她以她的工作为荣，每月挣250卢布，比父亲挣得多。她去上班时喜欢打扮得漂亮一些，总穿高跟鞋和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漂亮衣服。她的装束使她在苏联妇女中十分惹眼。她也因公出差。我11岁时，母亲曾在南斯拉夫工作过6个月，第二年在西德的波恩工作了12个月。即使她在莫斯科工作，工作时间也很长而且不固定，早晨8点到晚上8点；第二天又是从晚上8点到早晨8点。
不过我们不必为日托或保姆而担心。姥姥莉迪娅．费多谢耶娃负责照顾我和妹妹。我们管她叫巴布什卡。她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她个子矮小，有些胖，走路却很灵活而且充满活力。
12岁时，我和其他小运动员一起去黑海训练。我们的分工是男孩子们负责箱包，女孩子们负责网球拍。下飞机时，我拿着这些男孩子们的网球拍，可一个男孩儿却把我的箱子落在了莫斯科机场。我气得真想杀了他。于是我打电话回家，让家人把我的箱子寄来。
姥姥去机场拿到了箱子，但她不放心用飞机托运，就乘夜里的火车来到了500英里以外的克拉斯诺达尔，又乘汽车来到了训练基地。门口的警卫打电话告诉我箱子到了。我去取箱子，一看到姥姥差点哭出来。“巴布什卡，你来这儿干什么？”我问。
她说她给我带来了箱子。她只呆了几个小时，就去汽车站了，然后坐夜里的火车回到了莫斯科。
姥姥的头发总是剪得短而整齐。她19岁时，头发就全变白了，像纸似的。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去理发店。她的脸庞俊美，声音柔和舒缓。我喜欢听她在晚上给我和妹妹读书。我最爱听格林童话里那些非常非常吓人的童话。饭大多是姥姥做，我喜欢在厨房里给她帮忙。她教我纺织缝纫，我11岁以前的滑冰服都是她做的。她还教我怎样把蛋黄从鸡蛋里吸出来，用蛋壳做复活节的装饰物。那是我们家最喜欢的节日之一。从前，在复活节前几星期，姥姥常常拿一个盘子，装满土，然后在土里种上草。她浇水，照顾它，直到草长出来。复活节早晨，我们就把彩蛋藏在草里，让妹妹玛利娅来找。
姥爷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叫列夫．法罗西耶夫，我叫他嘉卡，那是姥爷的爱称。二战时，他是坦克部队的上校。这一显赫的地位使我们的生活虽称不上奢华，按照苏联的标准倒也算得上舒适。他在莫斯科的红军学院教坦克战，上班时总穿着军装，冬天再穿一件暖和的灰色外衣，毛皮的大帽子，硬邦邦的皮靴。我总觉得他的军装闻起来怪怪的，刺鼻而且有股霉味，所以他一到家就把军装脱下来，然后细嚼慢咽地吃上一顿美餐，再来一两杯白兰地酒。
他管我叫卡特琳，除了他没人这样叫我。他是一个平和而安详的人，非常爱我和妹妹，常常让我和玛利娅玩他在战争期间得到的奖章。我们也喜欢看他的书。我记得我翻过他的历史书和地理书，书很旧，里面都是著名战役的地图，比我们的童话书有意思多了。
我们住在加里宁大街的一座20层的楼里，就在召开议会的俄罗斯白宫附近。我们住11层的一个五室套房里。我家的位置很好，可以欣赏莫斯科河。以前，我们常常在阳台上观看士兵列队经过我家向红场前进。这里也是观看节日焰火的好地方，人们是有意让那些焰火落入河中的。1980年奥会的火炬也是在我们这条街上交接的。我记得那时我9岁，就是在阳台上看的仪式。
就我所知，我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孩儿了，什么都不缺。就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从来不多想我的天地以外的事。无论是从电视上，还是在学校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什么不好，从来不曾害怕有人会向我们投炸弹，从来不曾担心美国和苏联会交战。那更像是：我们是最幸福的国家，我们是最伟大的国度。14岁，我才开始知道了一点政治，那时，我才明白，或者说开始明白，政府告诉你的事并不一定是真的。
以前父母每年夏天都要在黑海度

《谢尔盖》：
11岁那年的春天，我和朋友奥克萨娜．科瓦尔被邀请去大冰场滑冰。那里是练习双人滑和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们滑冰的地方，谢尔盖就在其中。教练让我们去那儿滑冰，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们知道这可不是那么简单。只有我们俩被挑中了，为此我们十分骄傲。当我们绕场溜冰时，从其他运动员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在为谢尔盖挑选搭挡。
那年夏天，奥克萨娜．科瓦尔去上芭蕾学校了。当我在秋季返回冰场时，双人滑教练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叫我早些去练习，他已为我选了一个搭挡。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是谢尔盖。
我从未跟他说过话。我记得见过他和其他大男孩儿一起滑冰，在学校里也见过，他长得修长而英俊。但是谢尔盖比我大那么多－－4岁，在那个年龄，这像是大了一辈－－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一起滑冰。在学校，谢尔盖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总穿强制性的蓝校服。不过他并不邋遢。他有时穿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夹克，也许还会戴一条当时流行的黑皮小领带。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肩包来装书，他喜欢用手提包，很有派头，与众不同。
他5岁起就在军队俱乐部里滑冰了。他的单人滑不错，只是弹跳不太好，所以他们让他试试双人滑。有人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上身力量，扎哈罗夫也不能肯定。我们开始练习时，谢尔盖的胳膊很细，好在我个头小。不过一旦体重开始增加，他很快就强壮起来。我有几张夏天他在伊西库尔训练时的照片，他是那么美，上身已经开始发育。不过那时候我对此视而不见，没注意到。我只把他当做一个合作者。
谢尔盖总是很文静而且羞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事。去年夏天，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对他说：“谢廖什卡，我一定是老了，你知道老年人总是回忆他们的童年，我越来越经常地想起我的童年。”
他对我说：“别担心，卡秋。我也是。我给你讲讲我自己的几件事吧。”卡秋是他闲聊时对我的称呼。只有在严肃的时候，他才称我为卡嘉。“卡嘉，我们今天必须得交税。”当他想称我为他可爱的、浪漫的妻子时，就叫我卡秋莎，非常轻柔。
他以前很少提起他的童年。当然我知道他的父母－－米哈伊尔．孔德拉季耶给奇．格林科夫和安娜．菲利波夫娜－－都在莫斯科当警察。没有任何艺术背景的警察的儿子居然能成为花样滑冰运动员，但在70年代，花样滑冰在莫斯科非常流行。这是一项新兴的、正在发展的运动，很多人都感到新鲜，电视上又经常播放，因此许多孩子都想试一试。而家长们无疑会鼓励他们的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任何一种体育运动。
格林科夫夫妇是从利佩茨克搬来的，坐火车要8个小时。因此谢尔盖没有祖父母在家照顾他。谢尔盖小时候，他父母就把他送到托儿所－－6岁、7岁、8岁－－在那儿，白天黑夜都有人照顾孩子。他们星期一把谢尔盖送到那儿，星期五下班后再去接他。有时他父母对他说：“别担心，谢尔盖，我们会早些来接你，也许星期三或星期四。”他会等呀等，小脸探出窗户，望着大街，如果他们食言了，他就会哭。
他还告诉我，冬天他父母把他送到野营地去。在那儿，孩子们在户外的吊床上午睡－－冬天的户外。那一定冷极了。但太阳却非常明媚，积雪反射着阳光，孩子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于是很快就睡着了。如果你好好睡觉，不哭，你就会得到一块巧克力。
当他讲完这两个故事后，他意识到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不必为把达利娅送到美国的日托所而内疚，我们每天中午都去接她。
谢尔盖的母亲安娜告诉我，谢尔盖小时候，衣服总是干净不了。她给他换好衣服，准备让他去上学，警告他不要把衣服搞脏，接下去就会得知，谢尔盖掉进了水缸。我不能想像出了这种事，她会轻易放过谢尔盖。安娜是一个严肃的女人，甚至是苛刻的，就像人们心目中的苏联女警察那样。但谢尔盖从来不抱怨他的母亲。谢尔盖在学校也不是个模范学生。这倒不是说他特别淘气或是没有礼貌，而是他讨厌顺从，更鄙视虚伪。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对他不喜欢的人微笑。他从来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尽量对人好，对所有人，甚至对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们在这方面非常不同。
谢尔盖住在莫斯科最外面的一条街上，再过去就是另外一座城市了。公寓濒临莫斯科河。你可以在河里游泳。河水很清澈，还有一个小河滩。与滑雪相比，谢尔盖更喜欢大海和游泳。他喜欢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网球、足球、冰球－－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他还喜欢玩具士兵。安娜告诉我，他可以坐在澡盆里和这些玩具士兵玩两个小时。
谢尔盖去世前我只见过他的父亲两次，米哈伊尔．孔德拉季耶维奇就像谢尔盖一样非常文静，而且高大平和。谢尔盖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谢尔盖的父亲身材魁梧，几乎难以坐进他的车里。谢尔盖有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父亲买了一辆大些的汽车。
他们的公寓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个小厨房。谢尔盖的姐姐纳塔利娅也住在那儿。她比谢尔盖大7岁，和他长得很像－－一样的眼睛，一样的嘴，一样地害羞。谢尔盖在感情上与纳塔利娅最为亲近。由于父母都要工作，纳塔利娅对谢尔盖就像是母亲，他们相互为伴。谢尔盖是斯多葛主义者。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不要表现出你的痛苦。纳塔利娅就知道如何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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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罗夫对双人滑的入门训练十分在行。他自己就曾是双人滑选手。他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那里出了许多出色的双人滑选手。他知道如何最好、最简单地做所有的基本动作。我们俄罗斯人有句俗话：重新发明自行车是愚蠢的。我认为这是美国和加拿大双人滑运动员的问题之一：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学基本动作，就好像以前没有人做过似的。
基本上说，扎哈罗夫是个平和的人，和蔼文静，第一遍讲解动作时很耐心。后来他才变得急躁起来。他有着橄榄油色的皮肤，夏天时会晒得黝黑，还有着蓝蓝的眼睛。扎哈罗夫大约40岁，个子不太高，但却强壮结实。他那有力的双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他是那么内行，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从冰面上举起来，告诉谢尔盖托举的正确姿势。谢尔盖不过才十几岁，对于他来说，这可一点也不容易。扎哈罗夫曾经让他用一个很沉的铁椅子来练习所有的托举动作，因为椅子非常难举，人也一样。
作为一个双人滑运动员，你得把单人滑时所学的东西全部再学一遍。甚至像十字交叉这么简单的动作都不同了，因为你是在和另一个一起做，你必须使你们的身体排成一排。我们用了一星期的时间每天在冰场上练两个小时的十字交叉。可怜的谢尔盖，他的腿比我的长那么多，所以不能把步子迈开，每一滑总比正常的要短。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旋转，因为我们必须使身体的各个角度都同步旋转－－我们的“形体”－－要相互协调。终止盘旋是一个非常难练的基本动作。两人必须找准胳膊上适当的劲。一会儿我过于后仰了，一会儿又是谢尔盖；每次我们还刚一开始准备旋转就会倒在一起。学习终止盘旋累得我全身都疼。可是做好了，看上去又是那么毫不费力。不过那只是假像。女孩儿的腹肌必须一直用劲。
我们没完没了地练习跳跃。单人滑时，准备好了你就可以跳。可是有了搭档，你们就得一起做，就在那一点，准确无误，不管你准备好没有。像其他动作一样，托举也是全靠技巧，每个人握手的方式都不一样。我的手总是很疼，为了加强手部力量，我就握着一个拴了重锤的棒子，把重锤翻上来，再放下去。谢尔盖不得不练特殊的步伐，这样在举起我时，才不会被绊倒。这些都是扎哈罗夫教的。
我从来不害怕被举起来，因为在谢尔盖的臂弯中，我觉得很安全。和他一起滑冰的这许多年，甚至从初学时算起，他大概只有3次在托举时摔倒了。我害怕的是抛接动作。当男孩儿把女孩儿像玩具娃娃似的抛出去时，女孩儿要跳跃，男孩儿则要抓住她的胳膊和腰。后内结环三周跳，抛接两次前外一周半跳－－这些是我和谢尔盖练的基本动作。有了男孩儿的推动，女孩儿要比单人滑时跳得高得多，在空中滑行得更远。我们先在厚垫子上练。掌握了再去冰场上练。非常非常可怕。扎哈罗夫常说一些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先练习螺旋，托举，旋转，然后抛接。”一旦他说“抛接”，整个训练过程我都会提心吊胆。
学落冰时，我一遍又一遍地摔倒。我旋转得不够远，要么就是胳膊张开得太晚，要么右腿没有弯曲，左腿没有准备好伸出点冰。当你被抛到空中时，冰面在哪儿都很难知道。我不断地摔倒，摔倒，摔倒。谢尔盖说：“你是不是应该解开冰鞋呆一会儿？”他累了就会这么做：假装冰鞋出了什么问题。我会说：“为什么我要去坐着？我会冻僵的，等待时，我会更害怕。我宁愿再做上十几次，把它解决掉。”
于是谢尔盖会陪我再练几次，我会继续不断地摔倒。他的表情总是很忧伤，目光躲避着我，好像不忍再看，因为这太痛苦了。如果女孩儿没有平稳落冰，有的搭档就会生气尖叫。双人滑对女孩儿来说极其危险。我见过一些男孩儿残酷到了极点，他们故意不按他们的搭档所期待的方向把她抛出去，或者有意把她抛得过高。这样做可能会致命的。但谢尔盖从来不这样。
训练时我从不哭。也许偶尔哭过，但我真的记不清了。过了一段时间，斯坦尼斯拉夫．朱克成了我们的教练。他对谢尔盖说：“你把她抛出去时，要把她当做一只水晶花瓶。”也许应该是这样，但我不喜欢这个比喻。为什么是只花瓶？为什么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只花瓶。不过也许这能使谢尔盖把我抛出去时，更轻柔一点。只要扎哈罗夫说我们今天练抛接，我就会紧张，希望自己能生病，对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
俱乐部里的其他滑冰运动员常管我叫巴巴卡嘉，意思是“小奶奶”。我不太喜欢这个外号。他们这样叫我是因为我喜欢绣花边，也许还因为我非常严肃，非常谨慎。不论去哪儿，我总带着姥姥给我收拾的行李包，里面装满了滑冰服出现问题时所需的任何东西：别针、绸带、橡胶带、剪刀、线，还有小曲奇饼、糖果和零食。姥姥说：“如果你不想吃，就给谢尔盖吃。”她喜欢谢尔盖，常给他做夹肉和乡村奶酪的馅饼。
9月，我们刚刚开始第二年的训练。一天早晨，谢尔盖没有来。我当然是去了。不论什么，我都会准时参加。如果你叫我去月球，我也会去的。那天，扎哈罗夫失去了耐心，他叫我回家去，晚上也不用来了。他说：“跟谢尔盖一起练，你没什么前途，我不会再教他了。你 ，卡嘉，继续练单人滑，我们会为你再找一个搭档的。”
我认为这不公平。我为能和谢尔盖一起滑冰感到骄傲。他使我觉得安全，就像我的哥哥，而且我知道他并不比其他男孩子逃的

你真的好辛苦啊！不过谢谢了。我要是有书的话一定帮你打。

orange，真的很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了My Sergei中文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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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娜刚开始与我们合作时非常瘦，留着一头又直又长的黑发。我喜欢她的红指甲，她的手指纤细而修长，很轻柔。当她要帮你纠正一些小动作时，那种感觉真好。我们一起工作一两年后，她开始注意潮流。她可以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形象以赶上潮流，这一点常常让我很吃惊。她的许多衣服都是自己做的，而且很有品位。80年代中期她就穿紧身裤，长套头衫。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时髦的装束，但在俄罗斯，女人不穿裙子可是具有反抗性的。她剪短了头发，染成红色。她不在乎人们怎么说，非常前卫。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标新立异，人们就会议论你。当然，现在一切都变了。当今的俄罗斯人赶时髦可是不惜血本，真是疯狂。可那时情况完全不同。
她每编排一套节目，都会为我们把每个动作描述一番。她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拉着手，为什么她希望动作要轻，为什么这个要有力。她会把某个动作的图片带到冰场上说，给我做一下这个姿势，模仿这张画。要么就说，你们怎么表现春天？表现花朵、鸟、爱、太阳。现在，给我表现冬天。或者，给我在冰上做这个造型。有时，做这些练习时，谢尔盖和我会笑起来，因为玛利娜总是用一些不寻常的词。她会说，去像个不动物那样跑过冰场。对我们的表情她也下了番工夫。训练结束后，她让我们站在镜子前冲自己做几个小时的鬼脸，有时从晚上7点半做到9点半。玛利娜会问，你们要逗人笑怎么办？你们悲伤时怎么办？我们就表演给她看。
她编排的节目一开始总是很难，然后她会减掉一些动作，使之适合滑冰。比如，她可能会要求我们在做十字交叉时，拍两次手，转头，然后再做一个难度很大的跳跃。不可能。谢尔盖会对她说，玛利娜，你可以做给我们看看吗？你可以先做一遍吗，玛利娜？或者，玛利娜，闭上眼睛跳是不可能的。
1983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在日本札幌举办的世界少年锦标赛，得了第六名。那时，西瓦罗夫斯卡娅训练了我们3个月。第二年，我们参加了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布罗第摩尔举办的世界少年锦标赛，得了冠军。谢尔盖当时17岁，我13岁。
那是我们头一次去美国，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小童话。那是圣诞节，下了很多雪，圣诞树上挂满了美丽的装饰品。我带了两件装饰品回家留做纪念，一个是金色的，一个是海军蓝的；我是从树上偷下来的。到处都点着蜡烛，还有圣诞老人。雪停扣，天突然晴了，就像是在梦里，雪花像水晶一样发光。布罗第摩尔有一个小湖，谢尔盖和我常去那儿喂鸭子。我不敢相信这一切竟会这么美。之后天气变暖了，我很惊讶，冬天竟可以不穿外套就到户外去。
大家都警告我们，由于海拔高，滑冰可能会不太适宜，在我们前面出场的一个滑冰运动员下场时都咳血了。但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滑得干净利索，教练曾对我们说过这是最重要的。他们也曾告诫我们不要太心切。没有人期望我们会赢。我记得我们赢得冠军后去玩具店庆贺了一番。那儿有一个6美元的小猴子，我很喜欢，但对于我，这可是一大笔钱。于是我用我带来的套娃和店主作交换，那是俄罗斯制的一种木娃娃。我让谢尔盖用另一个套娃换了一件高领衫。当时在莫斯科，儿童服装非常难买，所以我给自己买多少件衣服，也要给妹妹买多少件。我给我们两人各买了一条裤子和一件衬衣，给玛利娅买了一双暖和的皮鞋，给我买一件蓝色的长大衣。大衣花了60美元，很昂贵。但在家乡我是无论如何也买不到的。我通常是把饭店里送的香皂、香波、润肤霜送给朋友们。
比赛后是宴会。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谢尔盖和一群跳冰舞的女孩子们在一起，她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冰场外，他并不怎么注意我。我们那时还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我很年轻，年龄小，也没经验。比如乘飞机返回时，我坐在维克多的弟弟符拉基米尔．彼得连科旁边。我们俩同岁，一起吃着冰激凌，心想这真难以置信，简直是不可能，他们怎么能在飞机上把冰激凌保存这么久。
2月4日，谢尔盖18岁了，我第一次送给了他一件礼物，是我父亲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钥匙链，上面有一个带纸火帽的玩具枪。尽管只是件小礼物，我却很担心，因为我太害羞了。不过谢尔盖喜欢这个钥匙链，留了下来，这让我很高兴。
那年春天，我们去保加利亚参加了一场友谊比赛，比赛地点在山区，以风景秀美而著称。比赛结束后，我们全队一起去雪地里玩，打雪仗。谢尔盖喜欢这种打打闹闹的游戏。我记得正是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谢尔盖对我很有吸引力，和他在一起感觉真好。
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起过这种感觉。我没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女朋友，为此我十分遗憾。也许如果我在家呆的时间长一些，会和我妈谈一谈感情上的事。但我们总在训练营地或是在比赛，我和谢尔盖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俱乐部其他滑冰运动员中，我和安娜．孔德拉晓娃相处的时间最多，但她比我大7岁。对安娜来说，我是个孩子。我的生活总是这样，我很少和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
我必须独自把这些神秘的情感理清楚，可又没这个能力。我知道我有时觉得得忧伤，但我以为那是因为想家，而不是因为孤独。从13岁到16岁，我对训练是一丝不苟的，从来不去朋友家聊天，或是做一些十几岁孩子做的傻事。那是女孩子们谈论男朋友、挫折和情感的年龄。可在我的生命

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 上海有吗？ 是不是只有北京有啊，哪位可以帮我邮寄。如果可以的话，请和我联系[email protected] 真的希望能有人帮我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去过出这本书的东方出版社（在北京），目前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还在继续寻找，只是觉得希望不大。
希望在外地的朋友们，要是看到有卖这本书的请联系我。我十分想要。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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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前年在杭州一家小书店里买到的。以前也在我们这边的图书大厦里看到过。但现在就不知道了。我会去看一下，如果有的话，我会发邮件给你们的。

《卑鄙、无情的朱克》：
1985年5月我14岁了。谢尔盖不好意思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但他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见面。我们定好了在地铁附近的一个地方见面，离我家不太远。我当然很兴奋。正如我所说过的，冰场外，谢尔盖很少和我在一起。他到约会地点时，带着一只巨大的玩具狗，白色和浅棕色的毛，非常昂贵。现在想来，极少送礼物让我惊喜的谢尔盖，那次竟有勇气给我买这么棒的一件礼物，真令我吃惊。从那以后，这只狗就在我的床上安家了。
1985－－1986年，玛利娜．苏耶娃给我们编排了一套很难的短节目，伴奏音乐是斯科特．乔普林的乐曲，需要很多脚上的动作和表情。谢尔盖的表演优雅、有节制、表情自然，而且对滑冰没有丝毫影响。玛利娜常常叫我学谢尔盖的样子。他们总是不谋而合。她和谢尔盖的关系要比和我好，因为谢尔盖年岁大，而且和她一样喜欢读书。在她眼中，我是一个小姑娘，不够年龄加入到他们那些深奥的谈话中去。
玛利娜还为我们编排了一套很难的长节目，音乐是杜克．埃林顿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集成曲，比其他双人滑运动员的伴奏音乐复杂得多。我们非常喜欢这段音乐，但动作编排很难。在年初的加拿大滑冰比赛中，做并肩后内结环三周跳时，我摔倒了，这是西瓦罗夫斯卡娅给我们加的一个难度很大的基本动作。
当时军队俱乐部的总教练是斯坦尼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朱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卑鄙而无情的人。我出现那次失误后，朱克对玛利娜说我摔倒是因为动作设计得不好。他要给我们重新设计一套节目，简洁、明了，只展示基本动作，而不是舞蹈编排。他还说，从现在起，由他来训练我们，而不是娜杰日达．西瓦罗夫斯卡娅。就这样，谢尔盖和我的最漫长的一年训练开始了。
朱克也曾是一名双人滑运动员，在1958－1960年的欧洲锦标赛上他三次夺得亚军。他50多岁，身材矮小，长着大肚子和一张圆脸。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眼睛，小而深色的眼睛像是能把你看透。浓浓的眉毛下面，那双眼睛凝视着你，非常吓人。朱克做什么都快。他的手也很强壮，却让人感觉不太舒服。我不喜欢他用手给我们做示范。在冰场上，他用脚做示范时，腿却伸不直，看上去很可笑。
谢尔盖不喜欢朱克，常常在背地里笑话他。我们总模仿他走路的样子，小碎步，走得倒很快。朱克每晚都要喝酒，对男孩子们说话的口吻经常很粗鲁，甚至下流。他喜欢把他们呼来唤去，好像他们是士兵，因为他们是在为军队俱乐部滑冰。“闭嘴，”他会这么说，“我比你的级别高。”朱克喜欢这些军队里的规则。
我们常常从上午9点滑到10点45分，还要再练40多分钟的托举。然后我就去上学，做作业，晚上6点半再回去练习，到9点半。
谢尔盖已经高中毕业了。他喜欢睡午觉，一睡就是3个小时，和我们的好朋友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一样。法捷耶夫是单人滑运动员，也由朱克训练。朱克认为下午睡觉时间不能超过45分钟，否则太放松了，晚上就无法好好训练。于是，朱克开始对别人说谢尔盖懒惰而且不守纪律，说他不听教练的话，逃避练习。他对我说，鉴于谢尔盖的这些毛病，我应该换个搭档。
我讨厌他这样说。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只能和谢尔盖滑冰。我从未想过，也不会去想换搭档。但朱克总是对我讲谢尔盖的坏话，他喜欢用“破坏制度”来指责谢尔盖。
谢尔盖不把他当回事，令朱克很气愤。在冰场外，谢尔盖根本不理他。谢尔盖曾对朱克说：“训练结束后，我做什么不关你的事。我想喝啤酒就喝啤酒。如果是星期六，我们用不着滑冰，那我就不会在早晨7点起床。”
不论朱克对我说什么，我都照着去做。即使我称不上有什么特点，至少我还听话。我担心谢尔盖没有做要成为冠军应该做的事。我这样想很愚蠢，因为事实上，谢尔盖为了使自己更健壮，一直在练举重，而且他滑得也很漂亮。不论他做什么－－网球、足球、跑步－－谢尔盖总能和其他男孩子们比个高低。他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尽管他从未向别人提起过。他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谢尔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我只知道做别人叫我做的事。
朱克的目标似乎是使我们越忙越好，使我们尽可能地围着他转。也许这是因为他很孤独，也许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不喝酒。朱克想控制我们的生活。他曾对我们说：“如果我不训练你们，你们永远别想参加世界锦标赛或奥运会。”他想让我们完全依靠他，想让我们认为只有他才关心我们的健康，只有他才能教会我们应如何饮食起居。
他让我们写日记：练了多少次跳跃，多少次成功落冰，多少次抛接，多少次旋转；练习前感觉如何，练习后感觉如何。他求我们每晚都有所提高。谢尔盖不愿写日记，就拿我的日记抄。我对日记当然是一丝不苟，而且写得非常好。我们每天练习时都要把日记拿给朱克检查，每个月还要把这些统计数字加起来－－在冰上一共练习多长时间，多少次跳跃，多少次落冰，失误多少次。非常非常可怕。
夏天，朱克喜欢把我们带到两个地方做场外练习。5月中旬和6月初，我们去黑海边，那里气候非常温和，就像南卡罗来纳或弗吉尼。我们每天早晨7点开始练习，朱克会先说一说当天的计划。7点15分到8点45分是跑步时间。我们经常在一段普通的路上跑，平平常常，不远不近。朱克只说跑到那儿再跑回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