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Sergei

我高三选的是生物，同志们，Marfan综合症不是手脚会很细长吗？！帕格尼尼也得了这种病，他手指比常人长很多，所以演奏小提琴有了些优势

《求婚》：
      5月，当我即将过19岁生日时，接受了洗礼。我妈和一位笃信宗教的邻居成了朋友，她们想既然苏联的教堂重新开放了，我就应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徒。母亲对我说，她4岁时，她的祖母秘密地给她行了洗礼。她又向我解释道如果我不受洗，就不可能在教堂结婚。“卡嘉，”她问，“你不想在教堂结婚吗？”
    我说我想，尽管还没有人向我提起过婚姻的事。自从谢尔盖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米兰和巴黎的教堂后，我就喜欢上的教堂。我喜爱乐声与石墙碰撞产生的回音。我认为在教堂结婚一定很美。
    母亲的这位朋友说她认识一位非常好的牧师。一天，牧师去她家做客时，她把我介绍给了这位牧师，尼古拉神父，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他有着一张和善的脸，四五十岁的样子，长长的黑色直发总是纹丝不乱，胡子不算短，微微有些发灰，目光温柔，嗓音柔和舒缓。
      我对宗教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如何划十字，但尼古拉神父从不会让我觉得难堪。他只是说他会给我一些祈祷词，如果我记不住，也可能朗读。他并不对我说教，让我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说如果我想和他谈一谈，可以尽管去找他。听起来他就像是我灵魂的守护天使，他的确是这样的。
    尼古拉神父的教堂叫做“征服者弗拉基米尔”。俄罗斯的教堂总是以教堂收集的最早的圣像命名。这尊圣像是征服者弗拉基米尔手持长矛骑在马上，一副战将的姿势，不太像位圣人。不过他也许是要把那些不信教的野蛮人赶出去，以拯救无助的俄罗斯教堂。这就是很久以前人们为他造了这尊圣像的原因。尼古拉神父问我是愿意在“征服者弗拉基米尔”教堂独自受洗呢，还是想和其他人一起受洗。我说我想一个人。
    人们刚刚在教堂旁的院子里新建了一个小教堂，用来做礼拜。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那么美。我是第一个在那座小教堂里接受洗礼的人。在俄国，你在受洗时只穿睡衣，因此尼古拉神父让我带上一件白色的睡衣和我的十字架。他将把十字架浸在圣水里，以得到祝福，然后把圣水洒在我身上。圣水本该是凉的，但帮助尼古拉神父的女士同情我，给我拿来了热水，以免我冻着。这次洗礼很秘密：只有尼古拉神父、这位女士和我。我事先告诉父母和谢尔盖不要来。我觉得这是私事。
    洗礼后，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不过我的确认为洗礼是件特殊的事，而且有些兴奋。某些事改变了，尽管我无法解释是什么。


    夏天，谢尔盖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伏尔加河边的叶戈尔家，那里很美。谢尔盖认为那儿是度假的最佳地点：钓鱼，在森林中散步，去野外，用自己钓到的鱼烧菜。我同意他的观点。
    然后我们就得像往常一样去训练营地了：苏呼米和诺沃戈尔斯克，为将在西雅图举办的友好比赛做准备。谢尔盖的胳膊还是疼。尽管我们在练习时滑得不错，到了真正比赛时，去糟透了。我做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时摔倒了，做三周足尖跳时又是双脚着冰。我很不高兴，问谢尔盖我们是不是应该换教练。尽管我们在前一年赢了，但滑得并不好。我想找一个对我们严格些的教练。既然是我在冰场上失误，想换教练的当然也是我，但谢尔盖也开始赞同我的意见了。
    正是在此次友好比赛上，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国际管理集团（IMG）的杰伊．奥格登，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为国际管理集团工作、会说俄语的保罗．西奥伐讷斯。保罗是来自新泽西的希腊人，但他的俄语说得非常好，谢尔盖和我都喜欢他。
    他和杰伊与我们谈了半小时，告诉我们国际管理集团负责安排职业运动员的比赛。他们创立并拥有北美的“冰上之星”队的表演。如果我们同意转为职业运动员，可以和他们签合同。还说如果我们签约参加下一季度的表演，并参加一些职业比赛，我们每年绝对可以挣到10万美元，也许更多。我们没有把他们的话太当真。他们看上去更像是要占有我们，而不是帮我们。所以当时我们什么也没签。
    而且谢尔盖和我还想参加世界锦标赛，也许再参加一次奥运会，如果我们转为职业选手，就会失去国际滑冰联盟成员的资格。国际滑冰联盟允许滑冰运动员参加他们批准的巡演，比如，汤姆．科林斯巡演，并得到一小笔报酬，但金额非常有限，大约每月500瑞士法郎。每年的金额都不一样。作为职业运动员，可以多挣50倍，但多挣的钱是要付出代价的。滑冰界最大的赛事――世界锦标赛、欧洲锦标赛和奥运会――只允许业余选手参加。
    友好比赛结束后，我们在太阳谷进行了一两场表演，然后我就去看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苔利．弗利。他已经邀请了妹妹玛利娅和我母亲去他那儿。这是她们第一次去美国。我觉得我也应该去，但谢尔盖不太高兴。他觉得他无法理解苔利，对他的动机有些怀疑，尽管苔利的大女儿比我还要大。于是谢尔盖自己返回了莫斯科，我在那儿则成了一个没有礼貌的客人，情绪总是不好，因为我觉得我该和谢尔盖一起回莫斯科。
    整个秋天，以及冬天的大部分时间，还有次年春天，是我们生活中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还在考虑换教练的事。我回到莫斯科后，谢尔盖和我把这个想法对滑冰联盟说了。他们有什么建议吗？也许塔季扬娜．塔拉索娃，有人说。在她给冰舞运动员别丝切米亚诺娃和布金当教练前，曾是赢得两次奥运会金牌

《巴黎》：
随着1989年巴黎世界锦标赛的逼近，我们比以往都更加紧张了。因为我的脚伤，我们整个赛季都没有参加比赛，而且不像前些年准备得那样充分。我们的长节目伴奏音乐是莫扎特的乐曲，我要想像自己是一个头一次参加化装舞会的姑娘，被邀请跳华尔兹。我第一次表现一位少女，而不是孩子，这也正适合我的生活。但谢尔盖和我还是昼像以前那样滑；而且说真的，这和我们恋爱前的感觉并没有什么区别。突变是在一年前他把我摔在冰场时发生的。自那时起，谢尔盖拉住我时，就总像是担心会失去我。
我们想让玛利娜同我们一道去巴黎。以前随俄罗斯滑冰选手旅行的只有教练，没有动作设计师。但因为玛利娜对我身体的恢复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负责我练芭蕾，而且那一年，不论是在冰场上，还是在冰场外，她都与我们度过了许多时光，所以我们希望她能和我们一起参加世界锦标赛。我们对列昂诺维奇说起了这件事，他说我们必须征求联盟的意见，而且我最好自己在会上向他们提出来。会上，我对联盟主席亚历山大．戈尔什科夫说，玛利娜在那儿对我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决定让她一同去。这可是件不寻常的事，除了奥运会冠军，没人能做到。
想起那次巴黎之行，我只想微笑，微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比赛头一次对我毫无意义，真的毫无意义。户外阳光明媚，温暖宜人，我尽享着爱情的甜蜜。我记得我在嫩绿的草地上做热身运动，心想为什么我们要去冰场比赛？我们可以一直散步。我只尽快把节目做完。我不能说我已把输赢置之度外，但的确不像以前那么关心，那么专注了。
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比赛。我们没有出现任何失误，不过我们去掉了一个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所以在技术上不像以往的节目那么难。但我们还是赢了，每人得到了7000法郎的奖金。
午饭时，我们去了一家餐馆庆祝胜利。谢尔盖喝啤酒，给我要了一杯鸡尾酒，但我不爱喝。这时经理认出了我们，拿来了一瓶香槟。香槟甘醇甜美，很快我就醉了。我们不想告诉别人我们在恋爱，但其他滑冰选手意识到我已经长大有了女人的身材。午饭后，我们在街上大笑，亲吻。我不在乎别人看到我们。我们没有坐出租车回饭店，只是走啊，走啊，要么就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行人，看着彼此。即使你没有恋爱，巴黎的气氛也会让你觉得不寻常。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不会结束。
谢尔盖说我们也就请玛利娜和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吃饭。在萨沙完成单人滑比赛后的第二天，我们约好了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餐馆见面。
时间到了，谢尔盖和我却还呆在我们的房间里。谁在乎？那么，我们迟到了？我一直陶醉在爱情中。玛利娜和萨沙给我们打来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哦，我们就来，”我说，“别担心。”我们到那儿时，玛利娜的表情像是在问你们俩怎么了？我想她是在那时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些不寻常。
谢尔盖给我和玛利娜买了鲜花。起初她很不高兴，因为她把给我们带来好运的玩具刺猬瓦西里，丢在来餐馆时坐的出租车里了。瓦西里曾经是我的。有一次玛利娜到我的房间里来，看到我有那么多的动作玩具，粉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白的、紫的－－还有这只可怜的灰刺猬，看上去很普通。玛利娜说：“我很可怜这个玩具。”
我对她说：“如果你可怜它，玛利娜，就把它带走，让它过得好一些。”她把瓦西里拿走了。它跟着她也算见了世面。现在她却把它丢在巴黎的出租车里了。
这是一家海鲜餐馆。第一道菜，我们让侍者每样都上一点。他拿来一大盘子冰，上面有各种贝壳类食物：牡蛎、小虾、蛤肉、扇贝、螃蟹腿、海螺。我甚至连尝都不敢尝。我觉得这些东西怎么能吃下去呢。但这些东西的确很好吃，我们笑着看大家费力地把肉从壳里挑出来。看到其他桌上用餐的人那么熟练地吃着牡蛎，我们真想不出他们是怎么吃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谢尔盖说，我们给家里打个电话吧。我很吃惊我们竟能通过巴黎餐馆的付费电话和父母通话。我们又要了一些贝壳类食物和面包，没有点正餐，全是些开胃品，还要了3瓶夏布利白葡萄酒，我是第一次喝这种酒。我们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吃了5个小时，周围的顾客换了很多次。最后是谢尔盖坚持要付钱。
之后我们坐出租车回饭店，您猜得出是谁坐在后座上吗？瓦西里。玛利娜说它真的是一只非常幸运的刺猬，那天可是大显神威了。回到饭店，谢尔盖还接连不断地去酒吧买酒，他给我点了一杯“血玛利”，但我没有喝。巴黎和葡萄酒已经让我醉了。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很奇怪，我一直就害怕教堂。1988年欧洲旅行时，我们参观了好几座著名的教堂：米兰的，布拉格的。我在那些地方感觉不舒服。我知道上帝是什么，但我有些害怕，因为我们家从不去教堂。我姥爷和父亲都是军人，而在当时的苏联，相信上帝是违法的。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你都不能谈论宗教的事。如果有人发现我们在家中崇拜上帝，他们两都有可能被降职。
我倒记得姥姥和奶奶做祷告。姥姥在家里的墙上挂了张圣像。奶奶住在莫斯科的另一套房子里，帘子后面也挂了张圣像，这样别人走进来时也不会看见。她每晚都点燃一支小蜡烛，对着圣像祈祷，蜡烛只是漂在油里的根烛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她祈祷，直到有一天我去看她时才见到。我问她在

《罗密欧、朱丽叶和一个多蛙的村庄》：
巴黎世界锦标赛后，我们被邀请去参加欧洲巡演。谢尔盖和我不好意思要单独的房间。和我住一屋的是叶莲娜．贝奇克，俄罗斯的另一位双人滑选手。有好几次，她想进屋时门都锁着，每个人都觉得尴尬。大家已经知道谢尔盖和我的关系了。
滑好冰对我仍然重要，但因为我身体上的变化，加上欧洲的冰场很冷，我们又几乎没有机会先做热身运动，我经常出现失误。我像往常一样心烦意乱，皱着眉头。谢尔盖给我打气说：“别不高兴，卡秋，明天我们还要演出。”但有时连他也放弃劝我了。
其他人却会误解。“卡嘉，一切都还好吗？”他们看到我的脸色就会这样问。他们认为只有我和谢尔盖之间出现问题时，我才会有这种表情。我不喜欢别人这样问我。
有时因为我的一次跳跃失误，第二天一整天我都会不高兴，不笑，不说话。我想，我是不是不够努力？我是不是应该少花时间去巡演，多在体操房里练一练？我是不是应该只练跳跃？下次摔倒会发生什么？有时我甚至不能向谢尔盖解释我脑子里的各种顾虑。不到一年，谢尔盖意识到如果我不能滑好冰，不论他说什么，都不能使我高兴起来。我从来没有学会把滑冰留在冰场，它只应属于那里。谢尔盖惟一能做的就是握住我的手。这从未改变过。只要有谢尔盖的抚摸，才能解决问题。
他开始建议我看些书，《飘》就是其中的一本。我很喜欢这本书，但是我记不住。我看了一本书，第二天就会忘了讲的是什么，甚至忘了曾看过这本书。我不知道我看书时在想什么。谢尔盖却是过目不忘。他渴望知识。谢尔盖最喜欢的作家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契诃夫和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他可以年复一年地看这本书。
玛利娜曾带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向我们介绍一些画，谢尔盖会突然发表些言论，证明他对画的含义已经很清楚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抽时间看了这么多书。他更愿意看书，而不是看电影、打高尔夫球或做其他事。如果你想打断他，他就像突然变成了聋子，而你也成了隐形人。
谢尔盖爱狗爱得发狂。他可以整天都谈狗，玛利娜也是。有一次，我们3人开车从我们的训练地梅基夫去巴黎――6小时的路程――路上，他和玛利娜都在谈狗。那年春天，巡演结束后，他买了一只小猎狗，起名叫莫什卡。这是一条白色的狗，眼睛周围有一圈黑。他和我母亲一起挑中了这只狗，把它装在篮子里带回了家。
5月中旬，谢尔盖、莫什卡和我去我们的别墅住了10天，就我们3个。这是一个新别墅，是我帮父母在利古什纳村买的，村名意为“多蛙村庄”，尽管我连一只青蛙都没见过。苹果花在盛开，草色青青，春天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10天，我们什么也没做，没有训练，没有慢跑，只是放松，玩狗。每天晚上，我们都生火做饭，我会给谢尔盖烤羊肉串。当火苗渐小时，我们就把土豆扔到煤里烤。土豆熟了，谢尔盖会帮我把土豆皮剥掉，因为土豆太烫，我拿不住。
谢尔盖和我第一次独自呆这么长时间。他和我以前了解得完全一样，平和、乐观，从不忧郁。他喜欢和他的狗一起玩。利古什纳没有专门的狗食。每天，我们就把热油迅速浇到肉上，谢尔盖会仔细地为莫什卡切这些新鲜的肉。是姥姥教会了我怎样做饭。我总是给谢尔盖做丰盛的早餐、富有创意的午餐和晚餐：香肠、鸡、肉、鸡蛋。我做什么他都爱吃。
我最喜欢坐着谢尔盖的车去兜风，这一直是我最喜欢做的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在一起了。在他分到房子前，我们曾开玩笑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住在车里，在车里添置家具，抚养孩子，在小贮藏柜里放个小炉子。他开车时，我就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谢尔盖则听音乐――邦．约维，安妮．莱诺克斯。最后两年，他也开始听俄国的摇滚乐了，因为他喜欢民歌歌词。他会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车停下，我们就聊天，亲吻。有时他会让我喝些白兰地，说这有利于放松。他第一次让我喝白兰地时对我说：“尝尝，卡秋莎，很好喝。”他说的不错。
我仍然喜欢喝白兰地。它不会使你疯狂，只是使你从体内暖和起来，就像烤着温暖的火。在我的记忆里，那团火仍在燃烧，外面漆黑一片，他开着车，和他坐在车里总让我感到兴奋。

1989－1990赛季，玛利娜为我们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伴奏音乐。我们听了两首变奏曲：普罗科菲耶夫的和柴可夫斯基的，她问我们更喜欢哪一首。这是她头一次让我们来选择，我们马上就选了柴可夫斯基的变奏曲，因为这一首更具舞蹈性。这段节目让我很兴奋。为得到灵感，我们去看了芭蕾舞《罗密欧与朱丽叶》。玛利娜从大芭蕾舞团请来了弗拉迪斯拉夫．科斯金为我们做服装。这套节目的整个创编过程都与以往感觉不同。
我们决定不按照往常的顺序来做基本动作――抛接、托举、旋转。我们想我们应该按照音乐来决定哪个基本动作最适合，而不是比如说，按惯例把终止盘旋放在最后。我们惊讶地发现这样滑倒要容易一些。
谢尔盖从来不首先提什么建议。他会安静地、非常安静地站在围板边，玛利娜、列昂诺维奇和我则想办法把基本动作编入节目中，比如并肩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谢尔盖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这个基本动作在这里不合适。他说得不错。编排《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玛利娜第一次相信甚至依靠谢尔盖的判断。如果

《婚礼》：
    对我们来说，作为职业选手参加比赛与作为业余选手有很大不同。首先，职业选手没有任何组织上的支持。我们以前有队员、室友，有领队告诉我们何时以及在哪儿吃早饭、午饭和晚饭。这是你的练习安排，这是你的乘车安排，这是你的睡觉时间，一切都有安排。
    突然，谢尔盖和我不得不自己安排所有的事。我们练习迟到，错过了汽车，练习时的冰场也不是新浇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获得1984年奥运会银牌的美国双人滑运动员彼得和凯蒂．卡鲁瑟斯直到比赛前一天晚上才决定滑哪一套节目。他们滑冰时，我觉得他们像是在一边滑一边临时组织。保罗．西奥伐讷斯想告诉我们国际管理集团对我们有多感兴趣，这使我的压力更大了。比赛前一天晚上8点我们还在拍用作宣传的照片，而平时这个时候，我要么在休息，要么已经上床睡觉了。
    与作为业余选手时相比，我感觉现在的压力要大得多。其他人却都那么友善，那么放松，总在微笑。总的来说，晚上的比赛我们滑得不太好。我在做抛接动作时摔倒了。加拿大双人滑运动员保罗．马蒂尼和巴巴拉．昂德西尔击败了我们。他们滑得棒极了。我们第二次参加巴塞罗那职业比赛时又输给了马蒂尼和昂德西尔，得了亚军。但那一次，我们至少滑得好些了。每次我们都得到了2万美元。得亚军，令我有些不快。但塔季扬娜说：“别担心。巴巴拉和保罗知道如何高水平地表现自己，你也会学会的。”在职业比赛中技术因素不如表现那么重要。
       1991年的新年，我们是在加米施――帕滕基兴度过的，那里每年都举办滑冰表演。我们已经相爱两年了。新年的第二天，谢尔盖对我说：“我想给你买些东西，卡秋莎。”
    几乎每次他要送我礼物时，都是我帮他挑选，不论我对他说过多少次我喜欢惊喜。直接送给我，谢廖沙，什么都可以，我这样告诉他。可他的眼睛会变得像一只小狗的眼睛似的，然后说：“但我想送给你你想要的。帮帮我吧，我们一起来买。”
    这次我们去了加米施的一家古玩珠宝店，他问女店员有没有戒指。他们的货不多，不过倒有一枚我们挺喜欢。那是枚绿宝石戒指，周围有些小钻石。谢尔盖给我买了这枚戒指。女店员很高兴，送给了我一个红宝石的十字架。也许那并不是真的红宝石，但看起来像。我喜欢那个十字架，但我更喜欢我的绿宝石戒指，我还一直戴着它。
    俄国不兴订婚戒指，只有婚戒，样式很简单，只是黄金打制的一个圈。所以这枚绿宝石戒指只是谢尔盖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后来，大家都问我这枚戒指是不是订婚戒指。我说是的，因为婚期已经很近了。
    我妈负责装修谢尔盖的房子，4月份就能装修好。谢尔盖自然希望装修好后，我们俩能一同搬进去。当我意识到谢尔盖对领结婚证没有任何安排时，我就自己去查俄国的那些黄纸文件，看我们在哪里能领结婚证。谢尔盖从来不做计划，我们总是顺其自然，但这次，我得帮些忙。1月份，我们一同走进了婚姻申请办公室，女办事员问我们是急着结婚，还是可以等3个月再领结婚证。我们说可以等3个月。她看了看日历，婚期都排满了，我们最终选择了4月20日。
    那年我们结婚了，本该是很幸福的一年，但事实上，结婚是那年我们惟一可以感到高兴的事。我们换了教练，玛利娜不能再为我们编排节目，我们还得独自去各地比赛巡演。这么多的变化，我们实在难以承受。而且谢尔盖的肩膀越来越糟，他无法做任何托举动作，甚至不能右侧卧睡觉。我想他的滑冰生涯也许要结束了。
    保罗．西奥伐讷斯终于为我们约好了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杰夫．阿布拉姆斯医生见面。他们给谢尔盖做了MRI检查――核磁共振。谢尔盖很害怕，因为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仪器。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在那个狭小、颤动、嗡嗡作响的匣子里呆20分钟，只有头可以伸出来。医生看片子时说，过几天就给他做肩关节的手术，清除死去的组织，并把一个小型摄像机放在那儿，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手术定于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我们住在保罗在纽约的公寓中。每天我都穿过纽约城散步，还在中央公园跑步。那期间，我爱上了纽约。在其他地方，生活节奏很慢，但在纽约，每个人走路都很快，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人们很严肃，极其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彼此几乎不打招呼。你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在沉思，或是在自言自语。好像是那些高楼大厦使他们如此紧张，能量无穷，生气勃勃。生活的进程要快得多，也更令人兴奋。现在，莫斯科和纽约越来越像了，但当我在莫斯科时，人们去任何地方都不会急匆匆地，一切要平静得多。人们知道：当他们到达时，他们的工作还会在那儿；他们还会拿到工资。没有必要急着去商场，反正在那儿什么也买不到。
    我甚至喜欢纽约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至少是保罗家门外的那个流浪汉。保罗总要向他打个招呼，说声“嗨”，每天早晨，还会给他几支香烟。所以谢尔盖和我也与他的关系好起来，跟他聊天说笑。谢尔盖和那些地位高的人在一起时很拘谨，但和普通人在一起时则相当自如开朗。这个流浪汉很友好，从不向我们要东西。恰恰相反，他甚至有时还会告诉我们一些他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事。这也许奇怪，但也挺有意思。
    谢尔盖做手术的

《新婚燕尔》：
    婚后两星期，谢尔盖的肩膀不再疼了，他重新回到了冰场。5月中旬，我们参加了1991年汤姆．科林斯巡演。我们已经把汤姆当成了朋友。此次巡演的15场演出非常好，简直就像我们没来得及做的蜜月旅行。生活的脚步加快了，也更忙乱起来。科林斯巡演刚刚结束，我们就随塔季扬娜的“俄罗斯明星队”去了南非，在开普顿和约翰内斯堡进行了20场演出。在那儿我为我们的新居添置了很多用具――盘子、烛台、灯、床单、盖被。我们参观了一个贫民窟――非常压抑――还进行了一次远征狩猎，和小狮子玩。谢尔盖很喜欢小狮子。他爱所有的动物。抱着一只小动物，他会像孩子似地兴致勃勃。
    南非之行，我们得到了3万美元。我记得保罗．西奥伐讷斯让我们把钱交给国际管理集团的两位女士，她们会把钱转到美国，这样我们就不必在俄国纳税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两位女士。她们来到我们在约翰内斯堡住的饭店，拿上钱就走了，甚至没有给我们发票。谢尔盖和我面面相觑，难以置信。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表情在说。不过事情还好，钱安然无恙地被转回家。谢尔盖和我在财务方面毫无经验。我们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人教过我们。
    那年夏天，塔季扬娜为我们编排了一套《西区故事》。她第一次让谢尔盖来表演。以前他总是用胳膊和手做些动作，从未表演过。在《西区故事》里，他得装死。对谢尔盖来说，这可是迈了一大步。至于我，我喜欢表演。小时候住在别墅时，我就开始表演了，为我们的邻居编排演出《伯拉提诺》。谢尔盖则不同，他一点也不喜欢表演。他对我说：“你知道，下一次她就会让我在冰上杀人。”但他很尊重她，还是照她的意思做了。
    还有一次，她从《歌剧广场》里给我们选了一段音乐，由普拉奇多．多明戈演唱。这套节目很可怕，我们俩装扮得像小丑一般，一身白，连脸都是白的。我给谢尔盖化的妆，一滴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滚落。那是我们为参加那一季度的职业比赛而准备的艺术节目。我现在仍不能相信谢尔盖竟同意表演这套节目。他在滑冰时，毫无矫饰。他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从不让我们的滑冰水平低于他认为我们能够达到的水准。他曾优雅而有节制地说：“我是个滑冰运动员。我不想拿自己开玩笑。”
    在冰场上人们可能都会注意我，但那是由于谢尔盖的衬托。他为我十分骄傲，可他一向比我技术好，基本动作从不失误。他滑冰时诚实而且微妙，把该做的都做到，又没有任何多余动作。把这样一个打扮成丑角，把他的脸画成小丑的样子，就掩盖了他作为滑冰运动员和艺术家的最好的技艺。他本可以采取些措施把这个节目去掉的。我担心人们看到我们这身小丑服会笑话我们，但他们没有。这套节目也使我们赢得了冠军。
    塔季扬娜的生活经验和滑冰经验都很丰富。她对待她的运动员就像是位母亲，有些像加林娜．季米耶夫斯卡娅。那一时期，谢尔盖和我正觉得我们需要有人照顾，关心我们的健康。当业余选手，总是你得做这个，你得做那个，没有人问我们想要什么。但塔季扬娜重视我们的意见。她18岁或19岁时，就开始当教练了。她总教我们新的步伐，让我们尝试一些新的动作。当她编了一套新节目后，我们还没上冰场，她就可以使我们想像那些动作。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因为如果你能在脑子里想像，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了，那么这可能就不是一套全新的动作。玛利娜从来不这样。
    大约在这时，我们听说加拿大滑冰运动员、教练及动作设计师托勒．克兰斯顿想为我们编一套节目。我们正需要为在兰多弗举行的1991年职业锦标赛准备一套自由滑节目，于是秋天我们就飞到了多伦多，和他一起工作。他已经从《胡桃夹子》选取了一段音乐，我们一听就喜欢上了。我一向喜欢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伴奏。然后就是，这样做，这样做，也许再这样做。他的工作方式令我们很惊讶。他还为我们设计了服装。但仅仅两天后，他就得去参加一个表演了。我们无法相信会是这样。我们付钱乘飞机到这儿，付钱租冰场、饭店，但两个课时后，就说再见。我们非常不满。
    托勒的助手艾伦．伯卡说：“别担心，我会替他完成这套节目。”最终，我们以这套《胡桃夹子》赢得了1991年及1992年的世界职业锦标赛冠军。
    克里斯多弗．包曼那时也在接受托勒的训练。一天，他来训练时，眼部有一大片伤痕。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他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被人打了，许多人猜测与药物有关。尽管那天他的眼睛又青又紫，艾伦还是叫他继续滑冰，让他必须“像面对一张百万美元钞票那样微笑”。艾伦开始放音乐，我当时想，关你什么事？他那么闷闷不乐，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节目是什么。
    谢尔盖和我经常听说一些使用药物的传言，尤其是在巡演的时候，但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在我面前使用药物。我不在乎克里斯多弗．包曼干什么，但由于谢尔盖和他关系不错，有一天我就问谢尔盖他是否用过药物。他说没有，他对药物没兴趣。
    那年秋天在多伦多的训练很有意思。难，但是有意思。一切都得靠自己――如何乘地铁，去哪里买东西。那儿没有人为我们做翻译。我的英语虽然有进步，但还不够好，而谢尔盖一句英语也不会讲，所以我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喜欢这种独立

太感人了谢谢楼主

《礼物》：
     两次巡演的间隙，我们总是难以决定该去哪儿。在美国和莫斯科之间飞来飞去很麻烦，可我们在美国又没有家。加米施的演出结束后，1月中旬“冰上之星”还有演出。中间的这段时间，谢尔盖和我打算去住在丹佛附近的林和比尔．布雷治那里呆上10天。林负责巡演的宣传，而且布雷治一家还是斯科特．汉密尔顿的老朋友。
    为了在美国旅行，我们从布雷治的朋友那里借了一辆旧车，还是辆林肯车，比谢尔盖和我以前坐过的哪辆车都大。这辆车开起来很麻烦，当你要停车时，必须把收音机关掉，否则电池就会用完，这种情况我们碰上了两次。
    一天晚上，我们开车去丹佛看布里安．鲍伊塔诺和卡特琳娜．韦特的表演。返回布雷治家时，我们迷路了。你知道当你迷了路，寻找拐弯的路口时，是不是往往对车速不太注意？哎，肯定是这样，因为突然一辆警车跟上了我们，车灯一闪一闪的，但警报器却没响。在莫斯科，警车上的警报器总要打开的。我们对这里的规矩一无所知，于是接着往前开。终于这位丹佛警察把警报器打开了，谢尔盖停下了车。
    一位女警官走到谢尔盖那一边。他把俄国驾照交给她。她开始问问题，但这辆车太大了，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也就不能翻译。我想告诉她他不会说英语，但她也听不见我说话。我不得不大声喊起来。
    她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下了车，省得我们互相喊叫。结果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恐怖。她拔出枪对我喊道：“回到车里去！”这么粗鲁。我不习惯人们对我这样说话。我只不过是不知道不许下车的规定，现在她却用枪威胁我。
    终于她平静下来转到我这边。我解释说我们是滑冰运动员，迷路了。这时她认出了我们，但她说我们不能再开这辆大车了。她让我们上警车，说她会送我们回家，但首先得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去，介绍给她的朋友们。我们当然同意，看情形根本就是别无选择。
   

      1月底，我开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时我们正随“冰上之星”巡演，常常是在下午练习后、晚场表演前吃饭。突然，我闻不到饭菜的味道了，可我很饿。第二天，我连咖啡的味道也闻不见了，而我喜欢咖啡的味道。
    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马上想到或许我怀孕了。我不想怀孕，但也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如果这听起来有些疯癫的话，我也的确没什么可解释的。正如我说过的，谢尔盖和我从来不做任何计划。
      “冰上之星”巡演的间隙，我和谢尔盖返回了莫斯科。我立即告诉了我妈这件事。对谢尔盖，我还什么也没说。我不好意思告诉他我的怀疑。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去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经确诊，我的确怀孕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我还这么年轻――20岁――我担心这一年都不能滑冰。于是我告诉母亲：“我们和医生约一下吧，或许我该做人工流产。”
    她说她会和医生谈一谈约个日子。她自己去找医生，让我在走廊里等着。
    事后不久，她就告诉了我那天她做了什么。她知道我不会只听她的意见，当我决定要做某件事时，我会非常顽固。于是她去见了主治医师，让他告诉我流产会很危险的。
    等了没多久，医生就来了，他温和地对我说如果我这次要做人流，很可能就再也不会有孩子了。他给我讲了一位俄罗斯著名芭蕾舞演员的例子，她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听后很害怕。他说反正我怀孕不过才3个星期，做这种手术还太早。即便是我仍然想做人流，也得再等3个星期。我们决定等我回家考虑考虑再说。
    母亲回来后问我医生说了些什么。我告诉她他们担心可能会出问题。她说：“是的，有道理，可能会出问题。也许你该和尼古拉神父谈一谈。”
    我的脑子里一团糟，犹豫不决。我害怕做这个手术，对怀孕也有些兴奋。那天晚上，我仍然没对谢尔盖提起怀孕的事。很晚了，他还和几个朋友出去，我不太高兴，第二天早晨还在生他的气。我觉得不舒服，愚蠢地和他争吵起来，我也记不清是为什么了。一定是荷尔蒙在作怪，我像疯了似的突然冒出一句：“我怀孕了，很不舒服，你却一点也不关心。你可能会有个孩子，但我现在要去做人流。”
    谢尔盖一惊。“真的？你说什么？”他忘了我在生他的气，忘了我们的争吵，甚至忘了流产的话。“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他是那么兴奋，不断地拥抱我亲吻我。“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卡秋莎？”
    我们给母亲打了电话，和她一起去了另一家医院。我想母亲是想再确定一下我到了可以生孩子的年龄了。我又进行了一遍那些检查，得知预产期是在9月20日。
    我记得做完检查后，看到母亲和谢尔盖坐在走廊里，满脸是笑。他们是那么高兴，而我却在担心：我们要有整整一年不能滑冰了。我们不能再滑冰了。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我怎样才能恢复体形？
    女人生第一个孩子时是很害怕的，可他们却只想着孩子。“我们要有个小宝贝了。”谢廖沙总在这么说，一边还抚摸我，拉着我的手。他看上去就像一只躺在阳光下的猫。母亲也很兴奋地说：“我要做姥姥了。”既然这样，我就不必再做什么决定了。他们高兴，我就高兴，而且他们那么肯定我会要这个孩子。甚至父亲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还说趁着年轻、精力充沛时生孩子好。母亲就是20岁时生的我。

《达利娅》：
    谢尔盖和我在莫斯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为婴儿做准备。那时，我已经为怀孕而感到自豪了，而且还注意调节饮食。我每天都散步，锻炼身体。有时我会爬15层楼梯回家，很枯燥。我听音乐，这对我的心情有好处。我以前从来没这样放纵过自己。
    对于我要生孩子，大家都感到吃惊，而且都宠着我。坐在这儿，卡嘉。舒服吗？你要吃些东西吗？谢尔盖也对我特别体贴，一定要让我吃饱。他总是很小心，不惹我生气，对我的任何需要他都考虑到了。
    那年夏天，莫斯科特别热，热得无法在中午散步。我一向不喜欢热天气，所以我要散步就得等天凉快下来，有时要等到午夜以后。我会问谢尔盖，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他让我自己去，他保证在阳台上看着我。他是这样做的，我可以看见他。我不知道他觉得这样做有什么用，我们可住在15层。他倒是有弓箭，也许这能派上用场。
    一次吃饭时，他对我说：“卡秋，午饭吃得好吗？”我说挺好。他说：“把这个黑鱼子酱三明治吃了，然后我会给你个惊喜。”所有人都对我说我应该吃鱼子酱，因为鱼子酱富含蛋白质。于是我吃了那个三明治，都吃撑了。然后，谢尔盖给我拿来了一个大盒子，里面有一条非常漂亮的围巾，围巾里面是一块精美的劳力士手表。我一下子呆住了，说不出话来，因为谢尔盖从来不会出其不意地送给我礼物。
    我说：“谢谢，谢廖沙。我不该得到这么好的礼物，我可能会丢了的。”
    他温柔地说：“不，你应得到更多。这只是件礼物。”
    尽管礼物已经让我觉得很幸福了，但谢尔盖如此疼爱我，如此温柔，让我更感幸福。
    六七月的时候，谢尔盖买了一双新冰鞋去冰场上试穿。为了好玩，我也去了。我在冰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因为我的平衡点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好像彻底失去了协调性。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我只为我的健康和我的孩子担心。
    谢尔盖带我去达沃斯、苏黎士和希腊旅行了10天，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是最好的一次度假，希腊是那么美。我记得有一次胎儿踢腿时，谢尔盖看着我问：“你的肚子里怎么了？”
      “你想感觉一下吗？”我拿起他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他也感到了。达利娅踢着腿向她父亲打招呼。
    怀孕期间我的体重增了18磅，这没什么。但塔季扬娜建议我去一所专门处理难产问题的医院，以防万一。我去那家医院做了检查，医生们说由于我身材太小，或许得做剖腹产。
    我和我妈谈了这件事，她说剖腹产也许是个办法。但当然，那就需要一段很长的恢复期。我不太喜欢做剖腹产，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把孩子生在美国。我们给保罗．西奥伐讷斯打了电话，他想知道我们准备在下一季度做什么，我们能不能确切地告诉国际管理集团是否可以参加“冰上之星”。排练将在10月底开始，如果我做剖腹产，是不可能参加排练的，这样我们可能会错过整个赛季。正像一个摇摆不定的人那样，我又开始左右为难了。这一天我决定该去美国生孩子，第二天又认为在莫斯科生孩子也可以。
    谢尔盖和我最终决定把孩子生在美国。保罗住在新泽西州的莫里斯敦城，他在他家附近给我们找了一位医生，还租了套公寓。谢尔盖和我买了8月26日的飞机票，但我们到机场时，发现签证已经过期，我们走不了。
    你可以想像我有多不高兴。谢尔盖换了另一天的机票。现在，我们必须去美国大使馆给我们和我母亲申请签证。她会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来，等孩子出生了给我们帮忙。
    我尽量不让肚子显出来，绝大多数人确实看不出我怀孕了。我们走进签证处办公室，办事员向我们打了招呼说：“你们好，你们好，请进。现在告诉我，为什么你们想把孩子生在美国？”
    他的第一个问题！我开始向他解释排练的事，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冰场上为演出排练。他说：“那么你们的孩子将成为美国公民，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我说这也不错，但并不是主要原因。他去和别人商量，让我们等一会儿。我很害怕他说我们不能走。但他回来后，给了我们签证。
    然后医生们又说太晚了，如果我们想走，就该在8月份坐飞机离开。所以当我们在9月1日离开时，我当然有些紧张。不过我相信不会有事，达利娅会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直到预产期20日。
    到美国的第二天，我们就去见了保罗为我们找的产科医师，他也说是个女孩儿。医生说胎儿不会再长了，可以在下星期做引产。我们定在了9月13日。
    保罗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美国职业网球年赛，我们说当然想看。他给我们搞到了9月10日晚上的票，位置好极了，比赛很精彩，就像在剧院里似的。不幸的是，下起了瓢泼大雨，比赛只好中断。我们不得不跳过地上那些水洼，才勉强回到车里。
    当晚，我感到比平时还要疼。回家时，是谢尔盖开的车，我无暇他顾，一点忙也没帮。凌晨4点，我醒了，感觉怪怪的。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小时，开始宫缩。不过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感觉不好，然后又没事；不好，又没事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感觉好时，我就仔细阅读上次去看医生时给我的小册子。我这才知道我可能是在宫缩。
    我给医院打了电话，他们说我应该去医院。我叫醒谢尔盖，他开始东奔西跑。宫缩越来越强烈，间隔越来越短。听见我在车里叫喊使他

辛苦了！！！还有好多呢！

suzanne,你收到书啦?恭喜哟!

katia真有意思，就因为daria出生没有头发就哭了一夜~~~
我的一个同学说她出生的时候，她妈妈看到她那么难看，吓的晕过去了！！

《别离》：
    谢尔盖从医院回到我们的房间后，喝了一整瓶香槟酒。然后，他给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打了电话，打了整整一夜。他告诉大家达利娅会成为一名网球运动员，因为她对美国职业网球年赛那么有兴趣，所以才出来早了。
    第二天，他来医院看我时带来了鲜花和礼物。3天后，我出院了，他不断地拥抱我，亲吻我，给我和达利娅拍照。我从未见他这么高兴过。每次我建议给某个人打电话――叶戈尔，或者法捷耶夫――他就会说：“哦，卡秋，不用打了，我已经告诉他们了。”他得付一笔巨额电话费了。
    我们都盼着我妈能来，因为有时我还是不知所措。幸运的是，没有出问题。母乳喂养进行得不错。谢尔盖和我已经看了护士怎样换尿布，这样我俩就可以一起干这件棘手的事。有几次我自己出去，留下他和正在睡觉的达利娅，他紧张地问我，如果她醒了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我妈终于到了。我真是如释重负。我还在为达利娅担心，她那么小，皮肤这么红，还没有头发。我开始向我妈抱怨达利娅的长相，她说安静一些，我刚生下来时比达利娅还吓人呢。她说达利娅很美。
    妈妈什么事都教我们做：如何拍达利娅打嗝，给她洗澡，换衣服。达利娅若是哭了，妈妈有时会把一个剥了皮的葡萄放在干酪包布里，让达利娅吸。达利娅通常就会安静下来。每天都会有些小变化。今天她的眼睛动了。第二天她的腿动了。第一次洗澡。第一次笑。我们总在感谢上帝，感谢他带给我们如此多的幸福。
    达利娅出生12天后，9月23日，谢尔盖第一次带我去了体操房，之后我们每天都去那儿。因此当杰伊．奥格顿来问我们那个赛季能否滑冰时，我们说可以。排练在一个月后开始。
    谢尔盖想让我向杰伊多要些钱。“问问他，卡秋。”他催促我。我试过了，但是你知道我无法提钱的事，我真的说不出口。如果谢尔盖会说英语，他就可以进行所有的交涉了，但他不会说，所以就留给了我。我终于鼓足勇气问杰伊：“现在我们有了孩子，您看我们是否能再多挣点钱？”杰伊听到提醒我，国际管理集团有权选择邀请哪位滑冰运动员参加巡演，并且希望我们能够接受他们提出的报酬。这就是对我们的答复。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定下来。
    最后我们同意参加巡演，报酬不变。9月30日，达利娅出世后19天，我终于又滑冰了，距我在哈利法克斯最后一次练习时的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大约6个月。我每次跳跃都会摔倒，背部还有些疼，但能重上冰场我还是很兴奋。
    我们这个新的小家庭是那么幸福。新泽西的秋天很美，我们带着达利娅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她一个月时，我们给她拍了照片，用来办美国护照。可怜的小东西照相时头几乎还不能抬起来。你可以从她的护照照片上看到，谢尔盖的手从后面托着她的头。在他的大手里，她看上去就像一只小鸟。18岁前，达利娅可以保留俄国和美国的双重国籍；18岁时，她就得自己做出选择。
      10月19日，“冰上之星”开始在平湖排练。离开新泽西之前，我们得决定如何安排达利娅。国际管理集团已经为滑冰运动员租了房间，但我们不想把她留在饭店里。那时也没有人建议我们在平湖租公寓，或是租房子。没人问我们：“你们想把达利娅也带来吗？我们可以给你们找一个带厨房的房子。”后来我们再去训练时都坚持要这样做，但当时没想到。我知道我们本该问一问，但我们没有问。“冰上之星”能请我们回来，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我们不想再错过一年，这很重要。我们决定不带着达利娅，因为我们要工作。
    这就是大部分滑冰运动员都不要孩子的原因。当他们还能表演时，很少有人要孩子。一年不滑冰，要使身体重新适应冰场很困难，此外，旅行时也不能带着孩子。如果达利娅在初夏时出生，我们还能和她多在一起呆一段时间。如果谢尔盖曾是单人滑运动员，可以自己挣钱，也许我会放弃滑冰，专心致志地当妈妈。但没有我，他不能滑冰。而且我爸已经退休了，靠退休金生活。我妈挣的钱也很少。
    我妈因此放弃了她的工作，对我说：“我归你支配了，我还有劲，能照看达利娅。现在，你可以回去工作了。你年轻，而且你热爱你的工作。与其让达利娅跟着你到处跑，住在饭店里，还不如让你挂念着她。”
    这有道理，但是不能做我小女儿的妈妈，我都快发疯了。可我们有什么选择呢？我们可以放弃滑冰，和达利娅在一起，像其他俄国人一样在莫斯科生活，有一天去当教练。或者我们继续滑冰，让我妈来带达利娅。这就是选择。
    我妈决定利用我们在平湖滑冰的那时候段时间，带达利娅去加利福尼亚的苔利．弗利家。这样她就不必一个人呆在新泽西。我们给达利娅断了奶，让她用奶瓶。17日，我们开车送我妈和达利娅去了机场。她出生才5个星期。
    她们离开前，情况还不错。但送走她们后，谢尔盖和我独自坐在车里，我的感觉从来没这么糟过，好像我的心有一半也走了。谢尔盖也是这样。我们没有说话，彼此什么也没说。突然，我们看到了去大西洋城的标志，我们是要从机场回家，可是车的方向却恰恰相反。没关系。我们都觉得空落落的，心里难过极了。当我决定让我妈来带孩子时，没想到会是这样。一回到家，我就躺在床上哭起来。
    晚上我妈打来电话，说她

《月光》奏鸣曲
    我们错过了达利娅的第一个圣诞节。怀着悲伤和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们给在莫斯科的达利娅寄去了玩具和服装，自己在塔拉斯度过了1993年的新年。这是我们连续第三次不在家过年。
    我对谢尔盖说：“今年让我们试着给彼此一个惊喜。不要告诉我你要送我什么，我也不告诉你我要给你什么。”他同意试试看，尽管我知道他不喜欢单独给我买东西。
    我们去了一家商场，约好3小时后在某个地点见面。我为他买了一些东西，包好了，回到指定地点。他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都买好了，谢廖沙？”
    他根本就没买。他让我和他一起去，要让我看看他想给我买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尺寸，而且不能肯定我是否喜欢。谢尔盖从来就不懂惊喜就像礼物一样重要，他独自为我挑选了某样东西就是我会喜欢的最好保障。但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他要送给我的是波罗店的一件保暖衣，买之前他想让我先试一试。又没有惊喜了。
    我们回到饭店，等着半夜时分庆祝新年，只有我们两个人。零点到了，我们喝了香槟和白兰地。饭店给了我们一罐得克萨斯黑豆，打开它就预示着好运，我们也照做了。新年过得有些伤心，因为好朋友和家人都不在身边。保罗．西奥伐讷斯借给了我一本俄国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的诗集，美丽的爱情诗。读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生活，想到达利娅和我父母在那里，我不禁哭起来。
    国内的生活已和我们小时候完全不同了。苏联解体时，我和谢尔盖虽觉得不可思议，但因为长期在国外旅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对我的父母和谢尔盖的母亲来说，变化可是太大了，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莫斯科充斥着从南方战乱的共和国逃来的难民。这些人挤在地铁站里，喝酒，抽大麻，有时乞讨，有时偷东西。我们小时候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人们对过去的日子并不怀念，只是又新添了许多压力和不安。
    莫斯科现在非常开放但也粗野。黑手党向每个新开业的人索取钱财，就像美国实行禁酒令时期黑手党横行霸道一样。给俄罗斯人一些时间。我们所需的只是再用六七十年的时间赶上去。“商人”现在也成了俄语里的一个词。但规则……什么规则？稀奇古怪。女士们走进商店，买10瓶香水，或者5双鞋，然后到街上再高价卖出。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使像谢尔盖母亲这样靠退休金生活的人非常贫困。
    在过去的日子里，一切都平静而安全，但没有进步，人们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大家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可没有自由。我个人虽没感到受束缚，谢尔盖却感觉到了――而且很强烈――因为他看的书多，因为他年长一些，因为他懂得多。他对斯大林了解得很多，把他描述得没有人性，难以置信，那么可怕，那么邪恶。他非常恨斯大林，也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但并不恨戈尔巴乔夫。我们很少谈论这种事，只是有一次当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时，谢尔盖说：“他不是个好人。他毁了俄罗斯，自己过好日子。他把变革搞得太快了。”
    听他这样说我很吃惊，因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我们的生活――谢尔盖和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们顺利地去美国转成了职业运动员。但谢尔盖是用他父母的眼睛来看世界的，他们不理解这个新世界，不理解这些新观念。他们那一代人一生都是听从领导的命令，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现在，戈尔巴乔夫突然叫他们朝右转。他整天在电视上长篇大论地谈着变革，使得老人们很生气，因为他们太老了，从这些变化中得不到什么好处，现在要被落在后面了。就算年轻人的生活变好了，老人们的生活却恶化了。谢尔盖为他的父母担心，他们与旧政权的关系要比我父母更密切，因为他们为警察局工作。这就像是用了一生的时间艰苦工作，牺牲自己，然后有人告诉他们：“你们的革命，这过去的70年，毫无益处。”
    我不相信俄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很大区别。在内心深处，他们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美国人知道如何工作，俄国人才刚刚开始学。在俄罗斯，很多年来――事实上，是很多代――努力工作不可能改变命运，在共产党和沙皇统治下都是这样。现在情况变了，人们很快就知道找两份工作是值得羡慕的，知道任何有精力、有头脑、有特殊才能的人都能成功。他们成了工作狂，但也找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
    谢尔盖不这么想。他在骨子里是个俄罗斯人，只有在俄国他才觉得舒服。他去美国工作，然后回到俄国寻找心灵的安宁。他认为美国人与俄国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俄罗斯文化如此丰富悠久，人们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平和、坚定、斯多葛式、尊重传统，这是典型的俄罗斯精神。相比之下，美国文化非常年轻。美国人看到一件新东西，马上就会喜欢，马上就使用，马上就又扔掉，因为总有新东西来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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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参加1994年的奥运会，但以防万一，还是天天都练习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充分利用训练时间。如果我们决定参加，就得在2月10日以前给国际滑冰联盟写信，请求恢复我们的业余选手身份。最后，我们决定参加。
    在美国东部和加拿大巡演2个月后，5月初，我们去了渥太华，与玛利娜商谈参加利勒哈默尔奥运会的事。短节目我们决定采用一段吉卜赛风

《在新俄罗斯的训练》：
      8月初，我们回到莫斯科，很快就去了拜访了我们的朋友谢尔盖．波诺马连科和玛利娜．克利莫娃。我们带了些蛋糕去他们家。那是个三室的套房，比我们的房子大多了。我们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他们应该要孩子，把空房间填满。“不行，我们得工作，”他们说，“很快，很快吧。”但没有人知道有多快。
    我们想问问是否应该给俄罗斯滑冰联盟的主席瓦伦廷．皮谢耶夫送些钱，或许送上一两千美元，我们甚至已经把我装在信封里了。我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在全国比赛时，皮谢耶夫可能会宣布我们的某个托举动作不合规定，那么我们的奥运梦就会突然间化为乌有。此外，他还负责分配冰上练习时间。这就是当时俄罗斯的商业动作方式。玛利娜．苏耶娃也认为我们该送给皮谢耶夫些钱。
    谢尔盖．波诺马连科只是说这个举动不错，不是个坏主意，皮谢耶夫肯定会喜欢的。他们并没有提两年前，在艾伯特维尔奥运会前，他们是否给了皮谢耶夫钱。他没有说这样做绝对必要，只是说皮谢耶夫会满意的。波诺马连科又说他不认为需要马上这样做；这种贿赂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很快就会清楚。
    我们离开时，没有做出决定，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给他钱。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对联盟的重要性，即使不贿赂。皮谢耶夫让我们帮他个忙，参加在阿尔汉戈尔斯科的几场演出，能去参加演出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我们在军队俱乐部训练，并让我们的老教练，也就是使我们成为搭档的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看我们练习，如果有什么错误，请他帮助纠正。谢尔盖16岁时由于缺练习太多，扎哈罗夫拒绝再给我们当教练。不过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和他以及他的年轻学生们在同一块冰场上训练，总不能彼此不说话，所以关系早已恢复了正常。现在，扎哈罗夫每天都来看我们训练，也给我们一些帮助。他注意到了一些我们自己看不见的小问题，比如做终止盘旋时，谢尔盖的膝盖应该更弯一些，或者我们的速度需要加快，或者我们的胳膊该平行时没有平行。他非常出色。
    又是大剧院的弗拉迪斯拉夫．科斯金给我们设计服装。他为《月光》奏鸣曲设计了一套海军蓝天鹅绒服装，领子和前面各带一条白边――非常庄重，简单，就像牧师的衣服。玛利娜觉得这套服装可能不适合节目的主题：母亲是人类之母。这并非没有道理。她建议我穿一套浅灰色和黄色的服装，象征月光，谢尔盖则穿一套颜色很深的服装，象征黑夜。但弗拉迪斯拉夫说绝对不行，他不能想像贝多芬的音乐除了海军蓝还能用什么。在这一点上，他很顽固。他说可以先参加一场比赛试试，然后再做决定。
    我们决定就这么办。我们的第一场奥运会前比赛是渥太华的加拿大滑冰赛。我们之所以想先参加这场比赛是因为玛利娜住在那儿，而且我们的第一次国际比赛就是1995年的加拿大滑冰赛，我们想这或许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皮谢耶夫领导的联盟不太喜欢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有加拿大的伊莎贝拉．布拉绪尔和洛伊德．艾斯勒在，裁判们可能会让他们得冠军。结果布拉绪尔和艾斯勒根本就没有参加比赛。我们滑得非常好，得了第一名，惟一的问题就是在短节目时，我衣服上的一根线挂在了谢尔盖的扣子上，把扣子拽掉了，于是这个巨大的黑东西就总跟着我。现在他们付给业余选手的金额也让我们很吃惊：这次比赛我们得到了3000美元。
    那年秋天，谢尔盖的姐姐的男朋友德米特里死了。这位可爱的女人一生都充满了悲剧。纳塔利娅与德米特里相爱了两年。他死时还不到40岁，是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她的怀里。
    谢尔盖去参加了德米特里的葬礼，他一直搂着纳塔利娅，攥着她的手。纳塔利娅很坚强，没有伤心欲绝或者哭泣，但她的脸色几乎是灰色的。德米特里的几个家人还给她找麻烦，说德米特里欠了他们钱，让她来还债。真是可怕。我不知道有些人怎么能在这样悲伤的时刻，做这种事。谢尔盖十分爱他的姐姐，也同情她的遭遇，对她非常温柔。他管她叫娜杜什卡，而不是纳塔利娅。回家后，谢尔盖对她说：“娜杜什卡，德米特里就在我们周围。他虽然不再具备人形，但他就在这间厨房里，就在这间卧室里。他可以看见你，听见你说话，尽管你看不见他。”听了这番话，她感觉好多了。我以前从没听见谢尔盖说过这种话。谢尔盖死后，纳塔利娅又把这些话对我说了一遍，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安慰。

                     ．                  ．                 ．         
    我们去诺沃戈尔斯克为全国比赛做准备。这次比赛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表现不好，将不会被邀请代表俄罗斯参加奥运会。我们已经听说圣彼得堡的双人滑选手阿尔托尔．德米特里耶夫和纳塔利娅．米什库切诺科实力很强，是1992年的金牌的获得者。我们知道他们将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
    现在，运动员们在诺沃戈尔斯克训练要付钱了。而且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可以使用那里的设施――芬兰足球队、乌克兰排球队都在那儿。再也不是俄罗斯政府出钱让优秀运动员们使用有限的资源了。负责体育设施的官员们必要想办法养活自己，收取住宿费和伙食费就是办法之一。这也是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变化。诺沃戈尔斯克的饭店还是很干净，但伙食却不如以前，没有鱼子酱了。幸运的是中央红军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