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G&G之——#My Sergei#——连载#

前言》
一种新生活，一种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正在向我走来。在我的爱人谢尔盖的葬礼两星期后，我回到了莫斯科，那时，我头一次有了这种感觉。我担心我的自我已经迷失在悲痛中。为了重新找回自我，我做了我能想到的惟一一件事，我最了解的一件事，也是从4岁起，我就接受训练去做的事。我滑冰。我来到冰场，来到谢尔盖和我所至爱的冰场。在那里，从那些正在接受训练的年轻滑冰运动员的脸上，我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想，新的生命正在到来。
此后不久，在1996年的除夕夜，我20岁的妹妹玛利娅的笑声、她的朋友们的笑声，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我的女儿，又使我有了那种感觉。笑是多么美好，即使是短暂的。
特别是，只要我女儿达利娅在我身边，我总会感到新生命的躁动。不论我当时感觉如何，不论我的思绪飘到了哪里，我不得不向她微笑以作回答，因为她总在向我微笑。
我有一张她父亲的照片，那时，他还远未成为夺得两奥运会双人滑冠军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格林科夫。我很少当面叫他谢尔盖。我叫他谢廖什卡，柔和一些，或者谢廖沙，柔和而且更浪漫，在特殊场合我才这样叫他。这张照片是谢尔盖9岁时照的，他正在我们儿时受训的冰场上滑冰。达利娅长得很像当时的他。她现在4岁了，有着她父亲那令人惊异的蓝眼睛和他小时候一样的一头金发。像谢尔盖一样，她常常是笑容可掬。那笑容在我看来是如此美丽。是谢尔盖把笑声带到了我们家中，是他使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总是很严肃的他，教会了我如何使自己开心。他照顾我，却从来不说他在照顾我。即使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他还是把达利娅，他的一部分，留给了我，通过她来照顾我。
我想让谢尔盖知道，我会永远好好照顾她。她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幸福的女孩儿。我保证让她知道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心肠。这就是我现在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因之一。他那美好的音容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我要赶在那之前，写出回忆录。
不久前，我听到某人问其朋友，如果你不得不再活一次，你会做哪些不同的事？我想过这个问题。对于我，我愿把生活倒着过一遍，明天会是昨天，后天会是前天，以此类推。我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因为现在，我对未来没有兴趣。也许我这样想是不健康的，因为有达利娅，我必须为她面向未来，但是我真的愿意以现在过的每一天来交换过去的任何一天。我希望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但是我知道，找回我和谢尔盖在一起时的那种幸福是不可能的，不是难以置信地困难，而是不可能的，就像试图找回去年春天夜空中的彗星，而那颗彗星是一万七千年才经过地球一次。无论未来怎样，与我的谢尔盖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些时光已经逝去了。
于是我尽可能勇敢地走入未来，怀着对永不能再现的那段日子的期待。对于谢尔盖和我，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的，几乎就是命中注定。首先是我们是滑冰的搭档，然后就成了朋友，然后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然后就成了恋人，然后是丈夫和妻子，然后是父母。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我可以做我最喜欢做的事，那就是滑冰。我最爱的男人一直在我身边。我美丽的父母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和叶莲娜．列沃夫娜只希望我能幸福。人们从未因我关心的那个人爱我而对我恶语相向，他们总是很友好。我从未仔细观察过周围的这个世界，从未想挑毛病。我只在意谢尔盖。
上帝却在他28岁时，把他带走了。1995年11月20日，当他像往常一样在平湖上训练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间。我失去了丈夫、最好的朋友、我女儿的父亲。我失去了我最喜欢做的事，因为现在我没有了滑冰搭档。上帝只给我留下了达利娅。他像是以此告诉我：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叶卡捷琳娜。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过一种不太走运的生活。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我正在品尝生活中的失望。
玛利娜．苏耶娃一直是谢尔盖和我的动作设计师。谢尔盖死后，她对我讲了一些我不明白的话，或者也许我明白，只是不能相信。她说她并不为我感到遗憾。
她这样说，或许是因为我的生活是如此美丽，没有人能指望过我和谢尔盖在一起时的那样美的生活。也许她肯定我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从未想过人能经受住这么多。我不曾想像人们能够如此坚强而有毅力。人能够经受住任何痛苦。但语言却是可以痛彻心肺的，语言可以造成永难愈合的伤痛。的确如此。然而，语言也可以使幸福地久天长。
我总觉得谢尔盖比我更高一筹。他比我坚强，比我聪明，比我更沉稳，他总能保护我。现在他走了，我觉得脆弱，不安全，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我不敢相信人。我害怕说话，我怕我会伤害别人的情感，或者别人所说的会伤害我。我从来没有过这些担心。我发现我对人们的动机难以确定。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是勇敢的，我总是第一个从高处跳入水中。现在就好像25年我第一次离开家，就好像从前我是生活在童话里，现在则被抛入了原始森林。
童话，这就

楼主MM其实不用那么辛苦转载,这个传记的网络流传的版本,应该最早就是从花样年华这个版块里出来的,是当年论坛里的的Orange一点一点的辛苦打出来的,没有想到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原来转出去的人也不知道说明一下出处

http://www.chinaice.org/2635/dispbbs.asp?boardID=410&ID=492&page=5

唉，MM们麻烦告诉我外边还有谁转载过这个吧，我得去麻烦他们把从哪转载的写上。转来转去转回本家来了。

《童年》

回首往昔，我发现我是过于一帆风顺了，从未有过悲伤的经历。甚至在遇到谢尔盖以前，我也是个幸福的孩子，天真烂漫，身体健康，人们都爱我。
我的父亲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是著名的梅西耶夫民间舞蹈团的演员。这个舞蹈团曾在世界各地演出。他有着强壮的双腿和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的长脖子，腹部极其平坦。他做每一件事都很迅速，在家里也总是风风火火。我记得父亲跳舞时，高高跳起，双腿抬及下巴的高度，利剑从他身下一闪而过，一连跳上14、15、16次。有时他跳俄罗斯民间舞时，蹲下踢腿，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身手十分敏捷。
父亲想让我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这是他的梦想，可我却成了一名滑冰运动员，令他很失望。他有着灰蓝色的眼睛，和我眼睛的颜色一样。他还有着一张和善的脸，可他做事却极严格认真，好像那张和善的脸与他嘴里说出的话并不相配。
他是在舞蹈课上遇到我母亲叶莲娜．列沃夫娜的，那时她14岁。她19岁时，他们结婚了，20岁时，生下了我。母亲是一位可爱的女人，对孩子关心备至，这世上我最佩服的就是她，无私、慷慨，年轻时很美。她身高5．6英尺，腰身纤细，女人味十足。走路像个芭蕾舞演员，双脚呈一条直线。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和我的一样，而且如波浪起伏。她的指甲看上去很健康，染成了红色。她每天都化妆，我曾经看她化妆看得入迷。她对妹妹玛利娅和我总是很温柔，常常微笑，不像父亲。
母亲是苏联塔斯社的无线电报务员。她以她的工作为荣，每月挣250卢布，比父亲挣得多。她去上班时喜欢打扮得漂亮一些，总穿高跟鞋和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漂亮衣服。她的装束使她在苏联妇女中十分惹眼。她也因公出差。我11岁时，母亲曾在南斯拉夫工作过6个月，第二年在西德的波恩工作了12个月。即使她在莫斯科工作，工作时间也很长而且不固定，早晨8点到晚上8点；第二天又是从晚上8点到早晨8点。
不过我们不必为日托或保姆而担心。姥姥莉迪娅．费多谢耶娃负责照顾我和妹妹。我们管她叫巴布什卡。她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她个子矮小，有些胖，走路却很灵活而且充满活力。
12岁时，我和其他小运动员一起去黑海训练。我们的分工是男孩子们负责箱包，女孩子们负责网球拍。下飞机时，我拿着这些男孩子们的网球拍，可一个男孩儿却把我的箱子落在了莫斯科机场。我气得真想杀了他。于是我打电话回家，让家人把我的箱子寄来。
姥姥去机场拿到了箱子，但她不放心用飞机托运，就乘夜里的火车来到了500英里以外的克拉斯诺达尔，又乘汽车来到了训练基地。门口的警卫打电话告诉我箱子到了。我去取箱子，一看到姥姥差点哭出来。“巴布什卡，你来这儿干什么？”我问。
她说她给我带来了箱子。她只呆了几个小时，就去汽车站了，然后坐夜里的火车回到了莫斯科。
姥姥的头发总是剪得短而整齐。她19岁时，头发就全变白了，像纸似的。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去理发店。她的脸庞俊美，声音柔和舒缓。我喜欢听她在晚上给我和妹妹读书。我最爱听格林童话里那些非常非常吓人的童话。饭大多是姥姥做，我喜欢在厨房里给她帮忙。她教我纺织缝纫，我11岁以前的滑冰服都是她做的。她还教我怎样把蛋黄从鸡蛋里吸出来，用蛋壳做复活节的装饰物。那是我们家最喜欢的节日之一。从前，在复活节前几星期，姥姥常常拿一个盘子，装满土，然后在土里种上草。她浇水，照顾它，直到草长出来。复活节早晨，我们就把彩蛋藏在草里，让妹妹玛利娅来找。
姥爷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叫列夫．法罗西耶夫，我叫他嘉卡，那是姥爷的爱称。二战时，他是坦克部队的上校。这一显赫的地位使我们的生活虽称不上奢华，按照苏联的标准倒也算得上舒适。他在莫斯科的红军学院教坦克战，上班时总穿着军装，冬天再穿一件暖和的灰色外衣，毛皮的大帽子，硬邦邦的皮靴。我总觉得他的军装闻起来怪怪的，刺鼻而且有股霉味，所以他一到家就把军装脱下来，然后细嚼慢咽地吃上一顿美餐，再来一两杯白兰地酒。
他管我叫卡特琳，除了他没人这样叫我。他是一个平和而安详的人，非常爱我和妹妹，常常让我和玛利娅玩他在战争期间得到的奖章。我们也喜欢看他的书。我记得我翻过他的历史书和地理书，书很旧，里面都是著名战役的地图，比我们的童话书有意思多了。
我们住在加里宁大街的一座20层的楼里，就在召开议会的俄罗斯白宫附近。我们住11层的一个五室套房里。房子的位置很好，可以欣赏莫斯科河。以前，我们常常在阳台上观看士兵列队经过这里向红场前进。这里也是观看节日焰火的好地方，人们是有意让那些焰火落入河中的。1980年奥运会的火炬也是在我们这条街上交接的。我记得那时我9岁，就是在阳台上看的仪式。
就我所知，我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孩儿了，什么都不缺。就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从来不多想我的天地以外的事。无论是从电视上，还是在学校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什么不好，从来不曾害怕有人会向我们投炸弹，从来不曾担心美国和苏联会交战。那更像是：我们是最幸福的国家，我们是最伟大的国度。14岁，我才开始知道了一点政治，那时，我才明白，或者说开始明白，政府告诉你

《学生时代》
我上了一所体育学校。这所学校不仅招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孩子们，也对莫斯科其他体育俱乐部的孩子们开放。除了常规课程，每人还要接受一种体育项目的训练。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冰球运动员巴维尔．布列，他现在在温哥华加拿大队。
俄罗斯的小学是十年制，7岁入学，16岁毕业。我们都穿校服。一年级到八年级，女孩儿的校服是棕色的，外加黑色罩裙。节日时，则穿白色罩裙。我们带一个白色花边领，可以拆下来洗，因为衣领必须干净。九、十年级，校服则是海军蓝裙子和上衣，里面可穿任何颜色的衣服。男孩子则一直穿海军蓝裤子和上衣。
我们还戴胸章。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们在衬衫上戴一个红星形的胸章，上面有列宁年轻时的相片。四年级到八年级，我们戴红领巾，表示我们是少先队员，这是一个类似童子军的组织。它教我们要尊敬上者，做一个好公民，要爱国等等。
九、十年级时，我们还在衬衫上戴一个红旗形胸章，上面有列宁老年时的相片。这意味着我们成了共青团员，是致力于建设祖国的坚强的年轻人。然后我们就毕业了，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共产党员，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在苏联，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最好的公民。
9月到次年5月是上学的日子。10岁以前，我在夏天不必练滑冰。假期里我最喜欢去我们的达恰－－那是夏季别墅，就在莫斯科以北，有一小时的路程。我们与另一个家庭共用这所别墅。我们那部分有一间客厅、一个小厨房和三间卧室。别墅在靠近森林的一个村庄里，3英里外有一条河，父亲常去那里游泳。这条河的大部分地方都比较浅，我可以在河里玩水。
我喜欢整天都在外面玩。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的铁路线距我们的别墅只有1英里远，每天要有5趟列车呼啸而过。我们要么在轨道上玩，要么坐在旁边的山坡上，朝路过的火车扔石子。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打仗。我们搭了一个隐蔽的小屋，我假装是护士，等着受作的士兵。我会给他们包扎，然后再让他们回到前线。父亲想让我利用这段时间，做体操或跑步，加强我的身体素质，可我只想着玩。就像我说过的，那时候，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我喜欢做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比如绘画，做手工艺品，玩娃娃。在别墅，我有时会给妹妹编些舞蹈或小品，还起个很大的名字，如《最后的音乐会》或者《伯拉提诺》，后者是俄罗斯的童话，与匹诺曹相似。然后我们就邀请邻居们来看我们的演出。
恐怕当初我给妹妹排戏时也很严厉的，就像父亲对我那样。玛利娅是个漂亮而且文静的女孩儿。她小时候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圆脸蛋，白皮肤，梳着刘海，看上去有点像男孩儿。我要求她在表演时做一些芭蕾动作，尽管她比我小4岁，而且从未学过芭蕾。“这么说，你做不了这个？”我会骄傲地说，一边向她展示脚尖地旋转。我非常霸道而且苛刻。
在别墅，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姥爷一起采野蘑菇。他热爱森林，我们采蘑菇时所去的任何地方他都给起了名字，比如“河对岸的森林”，或者“大森林”或者“狗之路”。不同的季节这些地方长着不同的蘑菇。有一片针叶林，长白蘑菇；还有一片白桦林，长金黄色的蘑菇。9月和10月是采蘑菇的好时节，但在6月，你却能找到最大的蘑菇，比最大的西红柿还要大。
姥爷会在早晨6点把我叫醒。我的父母还在睡觉，因为他们来别墅是为了休息，最不愿意早晨起来采蘑菇。有时他们会一直睡到中午。姥爷说最好早些去，赶在其他采蘑菇的人之前。在俄罗斯，采蘑菇很普遍。但若我们去晚了，他就会说别担心，我们的蘑菇会藏起来，直到我们来了才出来。他说得对，因为我们总能找到蘑菇。
俄罗斯人一直把蘑菇视为神秘之物。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说是蘑菇一旦被人看到，就会停止生长。采蘑菇时，姥爷不让我带篮子，因为，如果蘑菇看到你拿着篮子，它们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就会藏起来，不让你看到它们的脸，等着你走过去。我们也不带刀子。想想看，在蘑菇看来你是个什么样子，拿着篮子和可怕的刀子在森林中潜行，太吓人了。

姥爷把一个塑料袋藏在我的裤腿里，他的兜里也装一个，这样蘑菇就会让我们靠近。我们一直走到了白桦林的深处。我得尽量跟上他的大步子，否则下次他就不带我来了。
看到我们拿着装满蘑菇的塑料袋回家，所有人都会兴奋起来，因为姥姥会用我们采的蘑菇做顿美餐。我们认真地把蘑菇洗干净，用刷子刷两遍，然后姥姥就开始做饭了。她把蘑菇切好，与洋葱、鸡蛋、香料拌在一起，做成小馅饼，在黄油里炸；或者做成蘑菇汤；或者腌起来。我喜欢吃腌的，姥姥有时会给我腌整整一坛子，都是最小的蘑菇，因为我也是最小的。不过，我讨厌喝蘑菇汤。我更喜欢和姥爷采蘑菇，而不是吃蘑菇。
姥爷不带我去钓鱼。他给我做了一个特殊的钓竿，很小，给他自己则做了一个大钓竿。我们先到一些脏地方找虫子，当然这不太文雅，现在我大概不会那么做了。但我10岁、11岁的时候，可喜欢把虫子放在钩上了。红色的虫子，很难看，越大越好。我们用虫子来钓鲤鱼。父亲有时候会去抓鳗鱼。夜里他到河边用灯照着河水，当鳗鱼朝光柱游来时，他就用矛来叉鱼。他把鳗鱼带回家，我就帮他一起用赤杨木熏鱼

《谢尔盖》
11岁那年的春天，我和朋友奥克萨娜．科瓦尔被邀请去大冰场滑冰。那里是练习双人滑和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们滑冰的地方，谢尔盖就在其中。教练让我们去那儿滑冰，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们知道这可不是那么简单。只有我们俩被挑中了，为此我们十分骄傲。当我们绕场溜冰时，从其他运动员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在为谢尔盖挑选搭挡。
那年夏天，奥克萨娜．科瓦尔去上芭蕾学校了。当我在秋季返回冰场时，双人滑教练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叫我早些去练习，他已为我选了一个搭挡。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是谢尔盖。
我从未跟他说过话。我记得见过他和其他大男孩儿一起滑冰，在学校里也见过，他长得修长而英俊。但是谢尔盖比我大那么多－－4岁，在那个年龄，这像是大了一辈－－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一起滑冰。在学校，谢尔盖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总穿强制性的蓝校服。不过他并不邋遢。他有时穿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夹克，也许还会戴一条当时流行的黑皮小领带。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肩包来装书，他喜欢用手提包，很有派头，与众不同。
他5岁起就在军队俱乐部里滑冰了。他的单人滑不错，只是弹跳不太好，所以他们让他试试双人滑。有人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上身力量，扎哈罗夫也不能肯定。我们开始练习时，谢尔盖的胳膊很细，好在我个头小。不过一旦体重开始增加，他很快就强壮起来。我有几张夏天他在伊西库尔训练时的照片，他是那么美，上身已经开始发育。不过那时候我对此视而不见，没注意到。我只把他当做一个合作者。
谢尔盖总是很文静而且羞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事。去年夏天，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对他说：“谢廖什卡，我一定是老了，你知道老年人总是回忆他们的童年，我越来越经常地想起我的童年。”
他对我说：“别担心，卡秋。我也是。我给你讲讲我自己的几件事吧。”卡秋是他闲聊时对我的称呼。只有在严肃的时候，他才称我为卡嘉。“卡嘉，我们今天必须得交税。”当他想称我为他可爱的、浪漫的妻子时，就叫我卡秋莎，非常轻柔。
他以前很少提起他的童年。当然我知道他的父母－－米哈伊尔．孔德拉季耶给奇．格林科夫和安娜．菲利波夫娜－－都在莫斯科当警察。没有任何艺术背景的警察的儿子居然能成为花样滑冰运动员，但在70年代，花样滑冰在莫斯科非常流行。这是一项新兴的、正在发展的运动，很多人都感到新鲜，电视上又经常播放，因此许多孩子都想试一试。而家长们无疑会鼓励他们的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任何一种体育运动。
格林科夫夫妇是从利佩茨克搬来的，坐火车要8个小时。因此谢尔盖没有祖父母在家照顾他。谢尔盖小时候，他父母就把他送到托儿所－－6岁、7岁、8岁－－在那儿，白天黑夜都有人照顾孩子。他们星期一把谢尔盖送到那儿，星期五下班后再去接他。有时他父母对他说：“别担心，谢尔盖，我们会早些来接你，也许星期三或星期四。”他会等呀等，小脸探出窗户，望着大街，如果他们食言了，他就会哭。
他还告诉我，冬天他父母把他送到野营地去。在那儿，孩子们在户外的吊床上午睡－－冬天的户外。那一定冷极了。但太阳却非常明媚，积雪反射着阳光，孩子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于是很快就睡着了。如果你好好睡觉，不哭，你就会得到一块巧克力。
当他讲完这两个故事后，他意识到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不必为把达利娅送到美国的日托所而内疚，我们每天中午都去接她。
谢尔盖的母亲安娜告诉我，谢尔盖小时候，衣服总是干净不了。她给他换好衣服，准备让他去上学，警告他不要把衣服搞脏，接下去就会得知，谢尔盖掉进了水缸。我不能想像出了这种事，她会轻易放过谢尔盖。安娜是一个严肃的女人，甚至是苛刻的，就像人们心目中的苏联女警察那样。但谢尔盖从来不抱怨他的母亲。谢尔盖在学校也不是个模范学生。这倒不是说他特别淘气或是没有礼貌，而是他讨厌顺从，更鄙视虚伪。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对他不喜欢的人微笑。他从来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尽量对人好，对所有人，甚至对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们在这方面非常不同。
谢尔盖住在莫斯科最外面的一条街上，再过去就是另外一座城市了。公寓濒临莫斯科河。你可以在河里游泳。河水很清澈，还有一个小河滩。与滑雪相比，谢尔盖更喜欢大海和游泳。他喜欢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网球、足球、冰球－－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他还喜欢玩具士兵。安娜告诉我，他可以坐在澡盆里和这些玩具士兵玩两个小时。
谢尔盖去世前我只见过他的父亲两次，米哈伊尔．孔德拉季耶维奇就像谢尔盖一样非常文静，而且高大平和。谢尔盖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谢尔盖的父亲身材魁梧，几乎难以坐进他的车里。谢尔盖有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父亲买了一辆大些的汽车。
他们的公寓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个小厨房。谢尔盖的姐姐纳塔利娅也住在那儿。她比谢尔盖大7岁，和他长得很像－－一样的眼睛，一样的嘴，一样地害羞。谢尔盖在感情上与纳塔利娅最为亲近。由于父母都要工作，纳塔利娅对谢尔盖就像是母亲，他们相互为伴。谢尔盖是斯多葛主义者。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

《卑鄙、无情的朱克》
1985年5月我14岁了。谢尔盖不好意思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但他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见面。我们定好了在地铁附近的一个地方见面，离家不太远。我当然很兴奋。正如我所说过的，冰场外，谢尔盖很少和我在一起。他到约会地点时，带着一只巨大的玩具狗，白色和浅棕色的毛，非常昂贵。现在想来，极少送礼物让我惊喜的谢尔盖，那次竟有勇气给我买这么棒的一件礼物，真令我吃惊。从那以后，这只狗就在我的床上安家了。
1985－－1986年，玛利娜．苏耶娃给我们编排了一套很难的短节目，伴奏音乐是斯科特．乔普林的乐曲，需要很多脚上的动作和表情。谢尔盖的表演优雅、有节制、表情自然，而且对滑冰没有丝毫影响。玛利娜常常叫我学谢尔盖的样子。他们总是不谋而合。她和谢尔盖的关系要比和我好，因为谢尔盖年岁大，而且和她一样喜欢读书。在她眼中，我是一个小姑娘，不够年龄加入到他们那些深奥的谈话中去。
玛利娜还为我们编排了一套很难的长节目，音乐是杜克．埃林顿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集成曲，比其他双人滑运动员的伴奏音乐复杂得多。我们非常喜欢这段音乐，但动作编排很难。在年初的加拿大滑冰比赛中，做并肩后内结环三周跳时，我摔倒了，这是西瓦罗夫斯卡娅给我们加的一个难度很大的基本动作。
当时军队俱乐部的总教练是斯坦尼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朱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卑鄙而无情的人。我出现那次失误后，朱克对玛利娜说我摔倒是因为动作设计得不好。他要给我们重新设计一套节目，简洁、明了，只展示基本动作，而不是舞蹈编排。他还说，从现在起，由他来训练我们，而不是娜杰日达．西瓦罗夫斯卡娅。就这样，谢尔盖和我的最漫长的一年训练开始了。
朱克也曾是一名双人滑运动员，在1958－1960年的欧洲锦标赛上他三次夺得亚军。他50多岁，身材矮小，长着大肚子和一张圆脸。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眼睛，小而深色的眼睛像是能把你看透。浓浓的眉毛下面，那双眼睛凝视着你，非常吓人。朱克做什么都快。他的手也很强壮，却让人感觉不太舒服。我不喜欢他用手给我们做示范。在冰场上，他用脚做示范时，腿却伸不直，看上去很可笑。
谢尔盖不喜欢朱克，常常在背地里笑话他。我们总模仿他走路的样子，小碎步，走得倒很快。朱克每晚都要喝酒，对男孩子们说话的口吻经常很粗鲁，甚至下流。他喜欢把他们呼来唤去，好像他们是士兵，因为他们是在为军队俱乐部滑冰。“闭嘴，”他会这么说，“我比你的级别高。”朱克喜欢这些军队里的规则。
我们常常从上午9点滑到10点45分，还要再练40多分钟的托举。然后我就去上学，做作业，晚上6点半再回去练习，到9点半。
谢尔盖已经高中毕业了。他喜欢睡午觉，一睡就是3个小时，和我们的好朋友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一样。法捷耶夫是单人滑运动员，也由朱克训练。朱克认为下午睡觉时间不能超过45分钟，否则太放松了，晚上就无法好好训练。于是，朱克开始对别人说谢尔盖懒惰而且不守纪律，说他不听教练的话，逃避练习。他对我说，鉴于谢尔盖的这些毛病，我应该换个搭档。
我讨厌他这样说。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只能和谢尔盖滑冰。我从未想过，也不会去想换搭档。但朱克总是对我讲谢尔盖的坏话，他喜欢用“破坏制度”来指责谢尔盖。
谢尔盖不把他当回事，令朱克很气愤。在冰场外，谢尔盖根本不理他。谢尔盖曾对朱克说：“训练结束后，我做什么不关你的事。我想喝啤酒就喝啤酒。如果是星期六，我们用不着滑冰，那我就不会在早晨7点起床。”
不论朱克对我说什么，我都照着去做。即使我称不上有什么特点，至少我还听话。我担心谢尔盖没有做要成为冠军应该做的事。我这样想很愚蠢，因为事实上，谢尔盖为了使自己更健壮，一直在练举重，而且他滑得也很漂亮。不论他做什么－－网球、足球、跑步－－谢尔盖总能和其他男孩子们比个高低。他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尽管他从未向别人提起过。他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谢尔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我只知道做别人叫我做的事。

朱克的目标似乎是使我们越忙越好，使我们尽可能地围着他转。也许这是因为他很孤独，也许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不喝酒。朱克想控制我们的生活。他曾对我们说：“如果我不训练你们，你们永远别想参加世界锦标赛或奥运会。”他想让我们完全依靠他，想让我们认为只有他才关心我们的健康，只有他才能教会我们应如何饮食起居。
他让我们写日记：练了多少次跳跃，多少次成功落冰，多少次抛接，多少次旋转；练习前感觉如何，练习后感觉如何。他求我们每晚都有所提高。谢尔盖不愿写日记，就拿我的日记抄。我对日记当然是一丝不苟，而且写得非常好。我们每天练习时都要把日记拿给朱克检查，每个月还要把这些统计数字加起来－－在冰上一共练习多长时间，多少次跳跃，多少次落冰，失误多少次。非常非常可怕。

夏天，朱克喜欢把我们带到两个地方做场外练习。5月中旬和6月初，我们去黑海边，那里气候非常温和，就像南卡罗来纳或弗吉尼亚。我们每天早晨7点开始练习，朱克会先说一说当天的计划。7点15分到8点45分是跑步时间。我们经常在一段普通的路上跑，平平常常，不远不近。朱克只说跑到那儿再跑回来，跑两次这类的话。有时我们也会沿着海岸跑，在石头、贝壳和沙地上跑步不太舒服，但对加强踝部力量也许有好处。
9点吃早饭，然后是臂部练习。我们来到海边，那儿有些圆圆的大石头，我们把这些石头向前抛，向后抛，再向旁边抛。据说这样可使我们跳得更好。石头重约五磅，我们得来回扔上50次到70次。朱克对遍数非常认真。我当然会一遍不差地照他的指令去做。之后，我们有时会再做些俯卧撑和仰卧起坐。
最糟的就是跑楼梯。朱克总把我们带到有楼梯的地方。最长的有225级台阶，还有一段楼梯是175级。有时他不叫我们跑楼梯，他让我们蹦着上楼梯，先用一条腿，再换另一条腿。他用跑表记时。我们还得把成绩写在日记里。晚上见面时，他会说：“今天你有进步。”或“今天你退步了，我们得采取些措施。”
朱克还认为潜水对滑冰运动员有好处。他说用通气管潜游有助于控制呼吸。这种方法可以使你学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气。但滑冰时，你不必控制呼吸。只有朱克这个疯子，才认为你得控制呼吸。我记得5月中旬的一天，朱克让所有人都和他一起去叉鱼。那是他最喜欢的爱好。自然，只有我去了。他们不去也不告诉我，让我很生气。只有我和朱克两个人。夏天还没到，海水冰冷，我都要冻僵了。朱克让我在游泳衣外穿些衣服，这样可以暖和些。我照办了。由于人造蹼的号都太大，我就又穿了几双袜子。我穿上一件毛衣和一条暖和的裤子，甚至还戴了一顶暖和的帽子。不管怎么说，我讨厌海，而且我不擅长游泳，所以心里很害怕。这时，朱克拿着矛枪潜到了水里，让我跟上他。
7月份，当天气又热又潮时，朱克常带我们去伊西库尔，那是山区的一处疗养胜地。与黑海相比，我更喜欢这里。尽管由于纬度高，使楼梯训练变得艰难而且痛苦。在伊西库尔有一个美丽的湖，湖水很深，关于这个湖有着许多传说。下午，我们常在林间漫步，还踢足球，打网球，有时谢尔盖和我会来场混合赛。尽管他和其他男孩子不相上下，和我比却不行。但我一有失误就不高兴，谢尔盖会摇着头笑，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们玩是为了开心。

朱克最喜欢我们在诺沃戈尔斯克训练。那里是优秀运动员的训练中心，距莫斯科有30分钟的路程。诺沃戈尔斯克是在乡间，周围有森林环绕。那儿的饭店不止一个，而且每个饭店都有各自的自助餐厅，还有足球场、电影院、游泳池、医疗中心，当然还有冰场。那里并不只对滑冰运动员开放。优秀的足球、排球和篮球运动员也在那里训练。每次重大比赛（全国比赛、欧洲锦标赛，世界锦标赛）前15天，我们总要去诺沃戈尔斯克。
对朱克来说，那里非常理想，因为每天晚上，我们都得留在饭店，不能回到父母身边，这样他就可以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他总有事要干：要么听音乐，要么检查日记，要么谈一谈第二天的安排。
我总是想家，晚上经常哭着进入梦乡。我和安娜．孔德拉晓娃合住一间。我们俩一起去自助餐厅吃饭，但后来就不再去了，因为安娜的体重减不下来，朱克就常常嘲笑我们，他会对别人说我们吃了多少，以及若我们这样吃下去会有多胖。他只嘲笑女孩子。不去自助餐厅后，我们就步行15分钟去城里买水果、蔬菜和糖果，买很多糖果。此时此刻把这些写下来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在说些什么。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怎么会听他的？
有一次，我看见朱克打了安娜。我正在洗澡间，这是，朱克来了，对安娜大喊大叫。我想我最好还是呆在那儿，但接着他们就打了起来。我出来时，他正在打她的背。我跑出去找谢尔盖，但等我们回来时，朱克已经走了，只有安娜在那里哭。这并不反常，她几乎每天都哭。
朱克曾对她说：“我看见你昨晚去法捷耶夫的房间了，你在那儿干什么？”即使她那样做了，当然也与他无关。可他却监视她，折磨她。我当时还太小，安娜从来不对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想让安娜和他一起睡觉。许多年里，他和很多女孩儿睡过觉。幸运的是，他没有和我睡过，因为我太小了。如果哪个女孩儿拒绝他，他就有本事让她不能再滑冰。这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
也许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养成了顽强的性格，不是坚强，像我母亲那样的坚强。我的顽强使我可以对付任何事。顽强，虽不是以一种令人赞赏的方式，但却可以使你应付生活中碰到的倒霉事。虽然我是个顽强的人，但仍感到很艰难，有时真是太难了。
1986年的全国比赛在列宁格勒举行，这是谢尔盖和我头一次参加高水平的比赛。我们滑得不错，但说实话，我根本不担心在基本动作上会出现失误，因为我们训练得好极了。在我看来，我们是训练过度了，脑子里除了训练没别的。我们做了并肩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后内结环三周跳、抛接两次前外一周半跳和三周跳。我们输给了前世界冠军－－叶莲娜．瓦洛娃和奥列格．瓦西里耶夫。但朱克说我们比他们滑得好。“没关系，”他说：“在

就这样，1986年，当我们去日内瓦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时，没有了欧洲锦标赛前那种放松的心境。这次就像是去工作。我从来没有那么疲劳和紧张过。整个比赛过程中，我只想着一件事：我想回家和我妈在一起。我太想她了。
在自由滑比赛前，朱克让谢尔盖带我去散步。我们去日内瓦湖喂天鹅，谢尔盖问我是不是紧张。我说是的。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平静，看着他也总能使我感到平静。我们没有多说话，也没有身体上接触。我们之间仍然有年龄障碍。
我们滑得还是干净利索，但瓦洛娃和瓦西里耶夫出现了失误，那一年我们头一次击败了他们。我无法相信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就得了冠军。我甚至不喜欢朱克为我们编排的节目，没有主题，没有舞蹈性。那些动作对我毫无意义。音乐不是古典乐，也不是爵士乐－－简直就像餐厅音乐，只是在结尾处有些可笑而幼稚的噪音，就像过了一辆火车。朱克让我们做的手上动作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毫无关系。我们只是把基本动作一个个地做下来，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只求不出现失误。
头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我们赢了，但我的确感失望，尽管这听上去挺奇怪的。当我们站在领奖台上时，我记得我当时想，他们为什么要给我这枚奖牌？这是世界锦标赛，你只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锦标赛。我从未梦想过会成为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冠军。但突然之间，我成了冠军，可感觉不太对。
回到饭店，我坐在床上哭了起来。太容易了，不能令我满意。我哭啊哭啊。安娜．孔德拉晓娃看着我说：“你怎么啦，疯了吗？你很棒。”但我并不高兴。
第二天，谢尔盖去日内瓦湖的喷泉，把名字写在了上面。过了许多年，他才用开玩笑的口吻告诉我：“哦，你没有跟我去？太糟了。”
那年奏，我们和其他获奖运动员共同进行了一次26城市巡演，这是由国际滑冰联盟（ISU）组织的。巡演途经瑞士、法国和德国。我们乘汽车旅行。尽管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种巡演，由于朱克在，我们惟一的乐趣就是向窗外看，或者绣花边来打发时间。日子过得很无聊，滑冰的动作也很难。每天晚上朱克让我们要么做短节目，要么做长节目，因为我们没有表演节目－－那些运动员为表演准备的滑稽而无意义的节目。表演节目不像比赛节目那么难。朱克却让我们做所有的抛接和跳跃动作。我们滑冰的场地非常冷，我们甚至没机会做些热身运动。
朱克和谢尔盖同住一屋。他一直跟着谢尔盖，监视他，从不让他独自去任何地方。朱克跟所有的苏联滑冰运动员找麻烦，不让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去蹦迪。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去了，就永远不会成为奥运会冠军。最糟的是，我是那么听话，即使有人让我一同去，我也不会去。
布里安．鲍伊塔诺也参加了此次巡演，后来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和人称萨沙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一起散步，谢尔盖也去了。萨沙会说英语，布里安就让他问谢尔盖为什么喜欢滑冰。谢尔盖说他不喜欢滑冰，他滑冰是因为他必须滑冰。
他的那种情绪最终还是改变了，但我想当时恐怕是真的。每天都得听朱克的命令让人太压抑了。整个赛季他都在给我们施加压力；从全国比赛到欧洲锦标赛，到世界锦标赛，到巡演。所以我不喜欢回忆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情景。

《点滴殷勤》
1986年夏季，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安娜．孔德拉晓娃和玛利娜．苏耶娃写信给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官员，要求撤免朱克总教练的职务。他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了，整天喝酒，不去训练，对男孩子们越来越粗暴。他不适合做任何人的教练，不论年龄大小。他们让我也签字，我就签了。
父亲得知后很生气。他对我说：“这不是你的主意。为什么你不能自己想问题？做出你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让别人来影响你。”有一点他说对了。我是双子星座的。这个星座的就是一天这么想，第二天又是那么想。我太易受别人观点的影响。但在朱克这件事上不是这样。我越来越讨厌这个人。父亲却认为朱克是个了不起的教练，把他当做俄罗斯花样滑冰之父，就像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俄罗斯冰球之父阿纳托里．塔拉索夫一样。即便朱克有酿酒的毛病，父亲相信也是可以解决的。
谢尔盖却已下定决心。那年夏天，他和我父亲谈了几次，只说了几句话。他说他必须换教练，任何条件都不能使他再接受朱克的训练。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街上偶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两人都很严肃。谢尔盖对我父亲说：“她将与我滑冰，我来决定我们的教练是谁。”谢尔盖从来没对我说过：“别担心，我会照顾你。”但我觉得他是在照顾我。
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我们在加拿大滑冰比赛上得了第二名。从那以后，父亲的态度开始改变了。8月的一个周末，我非常想去别墅和姥爷一起采磨菇。由于训练时间不固定，我得先向朱克请假。朱克说：“好吧，卡嘉，但你还是要先来这儿，我们听一下新节目的配乐，只一两个小时，然后你就可以走了。”于是我就先去训练，在冰场一呆就是一整天，没时间去别墅了。我难过极了，一看到父亲，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这时，父亲终于说，够了。
撤消朱克的职务对整个军队俱乐部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朱克是一名上校。全世界的军队都想保护他们自己的人。负责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将军终于决定让朱克保留总教练的头衔，但由斯坦尼斯拉夫．维克多罗维奇来做我们的教练，和我们一起旅行，在其他方面也由他全权负责。列昂诺维奇曾在1982年的欧洲锦标赛上与他的搭档玛利娜．别斯托娃赢得了双人滑的银牌。我们在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同一块冰场上训练了一年，我总叫他斯塔斯。现在他成了我们的教练，我开始称他名字的前两部分－－斯坦尼斯拉夫．维克多罗维奇－－这样更正式，更尊重。他是个好人，长着一张有趣的脸，鼻子很漂亮，就像是鸭鼻子，看着他，我就想笑。尽管谢尔盖和我很高兴摆脱了朱克，父亲却担心列昂诺维奇不够严格，当不好我们的教练。他认为列昂诺维奇经验不足。
但在列昂诺维奇的训练下，一切都变了，滑冰重新变得有意思起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玛利娜请回来为我们编排节目。玛利娜重新起用了以杜克．埃林顿的音乐做背景的那套节目，就是她1985年编排，朱克认为太难，没让我们滑的那一套。那年，我们以这套节目作为自由滑节目。
这套节目有很多舞蹈和脚上的动作，比我们以前滑的任何一套都更有意思。其他运动员都嫉妒玛利娜、列昂诺维奇、谢尔盖和我，因为我们在冰场上是那么融洽，总是那么高兴，总在笑。谢尔盖仍然有时会逃练习，列昂诺维奇从来不大声责备他。他并不生气，只是说：“你知道吗，由于你没来，玛利娜、卡特琳娜和我昨天无法工作？”列昂诺维奇总叫我卡特琳娜－－只有他这样叫－－他认为这样可以使我感觉大一些。他会说：“这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谢尔盖。”明白了这一点，谢尔盖就再也不逃练习了。更确切地说，他是不再独自逃练习了，因为我们长大后，他有时会叫我和他一起逃练习，去伏尔加河钓鱼或滑冰。他从未忘记生活并不仅仅是在冰场上。
那一赛季我们头一次赢得了全国冠军，然后就去参加在萨拉热窝举办的1987年欧洲锦标赛。那年夏天我们学了一个非常难的动作，叫做劈叉快速旋转四周跳。谢尔盖先把我抛到空中，我做一个劈叉，再并腿，转体四周，被谢尔盖接住。我们是惟一做这个动作的选手，非常累人－－不是难，而是累人，真的。当我做这一动作时，苏联医生为我测试了脉搏，一分钟跳200多下。我必须快速旋转。有一次，我的胳膊肘打到了谢尔盖的眉骨，几秒钟后，他的眼睛就肿得睁不开了，第二天就成了青紫色，很吓人。

谢尔盖20岁生日那天，是欧洲锦标赛长节目的比赛。由于一件不幸的偶然事故，我们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天。第一分钟，我们就成功地完成了劈叉快速旋转四周跳，但是，就连做电视评论的斯科特．汉密尔顿也错误地把它当成了三周跳。大部分裁判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我们在参加卡尔加里奥运会前放弃这个基本动作的原因之一：这个动作是如此耗费体能，却又不能为我们增加多少分数。就在这时，谢尔盖裤脚的松紧带不知怎么断了。
松紧带在谢尔盖的脚腕边挂着。这本没什么危险，因为松紧带向后翘起，并没有拖在地上。但是美国裁判本．赖特担心谢尔盖会绊倒，开始吹哨。
我们听到了哨声，却不知道那是让我们停下来。而且快要做后内结环三周跳了，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动作上。当我平稳落冰时，所有的难动作都已做完，我们自然想继续做下去。朱

在汽车上，我常常和谢尔盖坐在一起。他总是读书，我则看着窗外或是绣花边。冰场外和他在一起，这可是一种新体验。他有时会到我房间里来找我一起去散步，或者去吃饭。我们没多少钱，所以只是去麦当劳或是去吃比萨饼。萨沙．法捷耶夫也参加了巡演，但谢尔盖还是经常和我出去。

也许他只是在照顾我，我不知道。他总是帮我拿行李或是扶我下车。但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扶我后面的女士下车。他是位绅士，或许他是跟列昂诺维奇学的。列昂诺维奇对他的搭档玛利娜．别斯托娃总是彬彬有礼。他认为一对搭档相处得如何与他们在练习时的表现同样重要。如果在冰场外一切都好，在冰场上也会一切都好。我认为列昂诺维奇心地太善良，当不了好教练。
在洛杉矶，谢尔盖和我，还有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玛利娜．克利莫娃夫妇一起去了迪斯尼乐园，只有我们4个人。谢尔盖那天非常高兴，情绪很高，总在笑，还开玩笑。他给我买了冰激凌。有一两次，在开了段车后，他拥抱了我，排队时还搂着我。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我很兴奋。对我来说，那一天太美妙了。
巡演途经25个城市，历时一个月。一路上有那么多新鲜的事。在纽约，我们去萨迪餐厅吃了顿饭，墙上挂满了名人的照片。然后去看了歌剧《幽灵》，是汤姆．科林斯给我们买的票。谢尔盖和我还在有自动电唱机的舞厅跳舞，不过那次还有其他人。我们是四五个人一起跳的。有时在滑冰后等着终场时，谢尔盖会在走廊里拥抱我，不过如果有人在旁边，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对这些点点滴滴的殷勤，我没有多加注意，至少我不记得有什么过多的想法。谢尔盖和我去看了几次电影，看电影时，我们手拉着手。既然我们在滑冰时一直拉着手，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寻常。但这样拉手不同，这很美妙。我记得当他拉住我的手时，我的心跳得有多快。事后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对他微笑。我从未问过他为什么要拉我的手，我所知道的就是那种感觉真好。
我想也许只是巡演让他很兴奋，他心情好极了，所以才会那么做。我认为那与我没什么关系。回到莫斯科，他还会成为老样子的。但巡演后，情况改变了。母亲很喜欢谢尔盖，她开始常常邀请他来 。她喜欢他和我们的丹麦大狗威尔德玩。现在我送给他东西更容易了，甚至能跟他稍微调调情，如果他有这个念头。我并没有什么计划，或是谋划好了使他坠入情网。不是事到临头，谢尔盖和我从来没有任何计划，尤其是在我们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美国女人比俄罗斯的女人更有计划性。至少是比成长在七八十年代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女人计划性强。美国女人有很多事要计划。她们不仅仅是要为自己找一个当医生、律师或商人的生活伴侣，而且他还要长得好看。
在俄罗斯，大家都或多或少处于同一水平，富人与穷人之前的差别很小。所以，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你喜欢或者爱的人，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何时结婚，并不考虑他是否能给你一个优裕的生活，或者你们俩是否相配，无需进行精心策划。现在当然不同了，俄罗斯女人知道如何找一个有钱的商人结婚，就像美国人一样。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

《假期愿望》
就训练来说，那年是奥运年。我16岁，谢尔盖20岁；一切都以奥运会这惟一的目标为中心。
我们从1987年6月开始准备，去格鲁吉亚的苏呼米呆了20天。在那儿，玛利娜为我们编排了两套新的奥运会比赛节目。我们的辅助人员比哪次都多，有一个专门的体能教练，负责跑步和举重；还有一组医生每天都测量我们的体重，每星期还要几次刺破我们的手指验血。天晓得他们要找什么。我们的食物质量提高了，花样滑冰联盟每天都给我们鱼子酱，高蛋白、低脂肪。
每天早饭前，我们都要进行早锻炼。午饭前，要跑步、举重。下午，我们和玛利娜一起工作。晚饭前5点再锻炼一次。
回家一星期后，7月份我们又去了位于群山中的亚美尼亚的萨什卡德佐尔，以便能在高海拔地区训练。我一直就喜欢这种训练营地，尽管在这里训练很辛苦。山里风光很美，不训练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去远足或野餐。许多其他项目－－拳击、体操，还有手球－－的运动员也来了，在我们的宿舍门口有一张大日历，上面记有距奥运会及冬奥会的倒记时。
那次训练比平时的气氛要紧张得多。所有的滑冰运动员都在那儿，不仅仅是军队俱乐部的运动员。跑步时，教练总在给我们记时。我一向不擅长跑步，记录糟透了。朱克也在那儿，幸运的是，他不是我们的教练。但他有时仍要监督我们的训练。一天，我已经疲惫不堪了，可他还要我们在场外练习劈叉快速旋转四周跳，结果我扭伤了脚踝，伤得很重。
我告诉谢尔盖，如果他想在饭后喝些茶或者咖啡，可随时到我房间里来，因为我有一个电壶。如果他想吃些甜食，也可以来。他只来了几次，更多的是为了喝茶或者吃糖，而不是看我。但是能和他一起度过些时光，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如果我去买水果，肯定也会给他带一些，谢尔盖懒得去买东西。不过下午，他有时会给我买冰激凌，这可太棒了。但我们俩从来不独自去，谢尔盖的周围总有些老朋友，比如萨沙．法捷耶夫。我很高兴能跟他们一起去。
萨沙身材矮小，肌肉发达，有着强壮的双腿和上身。他眼睛小，嘴唇小，手小，一切都小。他滑冰时速度很快，跳起来像个橡皮球。他才华出众，但在我看来，对他自己的才能，他一直没有全面的认识。
冰场外，萨沙却做什么都缓慢松懈，真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问他几点了，你得问他3次。
“萨沙，你有表吗？”
“嗯？”
“你知道几点了吗？”
“嗯？”
“几点了？”
然后他才告诉你。如果你和他谈话，当你转到下一个话题时，他还在考虑上一个。他很固执而且独立。如果每个人到餐厅都点同一种比萨，萨沙肯定会要另外一种。他为他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他也非常非常善良。当我听萨沙或谢尔盖讲话时，常常会皱着眉头，因为我太矮了，对所有人都得仰视，我一这样做就会皱眉头。如果萨沙发现了，就会用手指把我额头上的皱纹抚平。大家总是这样对我，我皱眉头的样子一定令人很难受。
我们的下一个营地是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奥克萨娜．拜乌尔就是在那里学会滑冰的。在那儿，我们第一次练习了奥运会比赛节目。因为那是奥运年，整个联盟都要观察我们的表现，然后才决定谁可以去参加奥运会。玛利娜很快就为我们编排好了自由滑节目，而且我非常喜欢。背景音乐是肖邦和门德尔松的集成曲。玛利娜说我们应该滑得清新自然，像春天一般，就好像透过苹果花看蓝天。因为我们的服装是天蓝色的，肩膀上有一枝枝的白花。
短节目的音乐取自歌剧《卡门》：“斗牛士进行曲”。联盟中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音乐对我们来说太严肃了，音乐应该更浪漫一些。玛利娜，这个一向离经叛道的人，让我们不必担心，不会有问题。但我仍不禁要考虑别人的议论，而且正像一个合格的摇摆不定的人那样，我今天为这套节目担心，第二天又感到自信。奥运会前，我们把开头改了好几遍，但保留了音乐。动作编排要求我们表现出斗牛士走向斗牛场时的美、优雅，以及这一激动人心的盛事的壮观场面。
我们没有参加奥运会前在北美举行的比赛－－美国滑冰赛和加拿大滑冰赛－－这样，队里的医生就可以尽可能地调理我们的身体状况。苏联的体育机制是不允许出现偶然事件的。这没什么不好。我们知道目标是奥运会。随着赛期的临近，压力越来越大，一切都变得更紧张了。
11月中旬，我们赢了一场叫做“莫斯科新闻杯”的比赛。随后是一场表演。当练习星式托举时，谢尔盖的冰鞋被冰面上的一条辙痕绊住了。我正像一颗星星似地被他高高举起，双手和双腿都极力外伸，正在这时，谢尔盖把我摔了下来。我的前额首先碰到了冰面。

起初我并没有觉得疼，但接着，整个头部就像要裂开似的。有人把我扶了起来，大概是列昂诺维奇，然后我就昏过去了。我被送到了急救室，接着被送进了医院。
我在医院里呆了6天，严重脑震荡。我躺在床上，挂念着奥运会和耽误的练习。我很生气，认为这次事故都是谢尔盖的错。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谢尔盖。
他带来了一打玫瑰，这是他第一次送花给我。他非常非常难过。我很吃惊，看到他那难受的样子我甚至感到高兴。很多男孩子－－和我一起训练的就有几个－－若是把他们的搭档大头朝下摔到冰上大

由于耽搁了一些训练时间，花样滑冰联盟的人说我们不必参加圣诞节期间的全国比赛，就可以代表苏联参加奥运会。那一年，我的家人头一次邀请谢尔盖来和我们欢度除夕。
从来不习惯于在25日庆祝圣诞，对我们来说，12月31日才是重大的节日。圣诞树是在夜里从森林运到莫斯科的，所以28日或29日父亲会起得非常早，以便买到最好的圣诞树。我和妹妹还很小的时候，父母会等我们都睡着了才把树摆好，然后就在夜里装饰树。我们醒来后，首先就会看到房间里这颗美妙绝伦的圣诞树，魔术般缀满了装饰品。
玛利娅和我长大后，也帮着来完成这项杰作。30日，我们一家人会把树和房间都装扮得漂漂亮亮。31日，母亲和姥姥就开始做圣诞餐了，有时是鱼，有时是鸭，每年都不一样。我喜欢帮她们做饭。我们做凉菜，拌沙拉，切水果，都是些进口水果，专门为圣诞节准备的。
我们总在树底下放一个特制的包，那是姥姥缝的圣诞老人包，红白相间，顶上有一根白色的绸带，非常漂亮。新年前几天，我们会把礼物陆续塞到包里，直到包鼓起来。你把礼物放进去时，不能被别人看见，这样就像是包自己越长越大。午夜时分，当我们喝过了香槟酒，并祝彼此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后，就可以打开礼物了。
事实上，是我父母要邀请谢尔盖的。我告诉他们不用请，他不会来的，他有自己的朋友。但我还是邀请了他。他说他会尽量来，但当他真的来到 时，我还是吃了一惊。我想也许他会和我们坐一会儿，然后就走，可他和我们度过了整个晚上。起初他有些害羞，因为他头一次和我的家人这样在一起。那晚只有谢尔盖、我、父亲、母亲、妹妹和姥姥、姥爷。我们点了很多蜡烛，一切都很美，因为圣诞节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节日。我送给谢尔盖一幅我的刺绣，一个坐在海边喂小鸟的小丑，咧着大嘴笑，还有几滴泪珠挂在脸上。这幅刺绣至今还挂在他母亲的房间里。他一开始不要，说：“不，我不需要礼物。”他这么说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给我准备礼物。

母亲说12点整，她会把一只旧盘子摔到地上，在零点钟声的第12响敲响以前，每人都要赶快捡一个碎片，藏到房间的某个地方，许个愿。如果这一年有人找到了碎片，不能碰它，否则愿望就实现不了，甚至在我们打扫房间时，也不能碰，所以我们必须把碎片藏得好好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
头一次这样做。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一下时，母亲摔碎了盘子，我们一拥而上抢一个碎片，马上就跑。我不记得我把我的那片藏到哪儿了，但我还记得我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我能在奥运会上取得成功。我想这个愿望实现了。
那年的欧洲锦标赛在布拉格举行。我的身体状况仍然不太好。自从摔了那一跤，我的体重减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劲了，而且还头疼，胃口也不好。不知什么原因，我对任何事都紧张。谢尔盖和我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赢了。我出现了失误－－是跳跃，还是抛接，我记不清了－－我很担心，像是做了件十分可怕的事。谢尔盖说：“别担心，还没到奥运会。我们到时候会准备好的。”
这次锦标赛，我比以往更明显地感到，谢尔盖在冰场上对我更加负责了。这点让我很满意。我一直有些担心他对训练重视不足，但现在，当我不够强壮时，谢尔盖就变得更强壮，更让人放心，更认真了。不论我有什么弱点，谢尔盖总会照顾我。在欧洲锦标赛上，我们一日三餐都在一起吃。赢得冠军后，在宴会上一同跳舞。我记得我们跳的是快步舞，那是我们头一次单独跳舞。对跳舞，谢尔盖从来没有什么兴趣。
比赛结束后，我们就去了诺沃戈尔斯克，为卡尔加里之赛做最后的准备。全体冬奥会成员都在那儿。医生每天都要给我们量血压和体重。这一赛季的训练开始时，我是90磅重，现在则降到了84磅。虽然我觉得还可以，却常常感到压抑、疲劳。我睡不好，也吃不好，只想减轻体重。我想那是因为整个赛季人们都对奥运会特别重视，因为医生总是给我们检查身体，因为教练总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处于这一生中的最佳状态。我相信奥运会是为神经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庆祝典礼。我当时还太小，不明白那对我的身体会有什么影响。
我记得我们在诺沃戈尔斯克开了好几次会，代表队的官员们一次次地给我们讲安排，还有奥林匹克精神。他们介绍了加拿大，还大谈我们为何必须成为一个团体，互相帮助，对彼此更加友好，注意身体，等等。谁也没注意听他们讲话。我不喜欢开会，觉得浪费时间，本来我们可以休息的。
我们发了奥运会服装。发给我的开幕式上穿的靴子不合适，我只能给我妈留着。我经常碰到这种事。裙子和上衣也都太大了，就连姥姥都无法将衣裙改小。我穿上这套服装，那样子真可怕。我总是嫉妒加拿大和美国的代表队，因为他们中身材最小的女孩儿也能领到尺寸合适的服装。我却穿着这么大的衣服，真难看。
出发的日子临近了，大家开始纷纷给我提建议。他们都为我担心，因为我是那么年轻而且瘦小。我都要给逼疯了。“你看过这本书吗？”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也会这样问我。“也许你应该看看这本书。”一切都变得那么疯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艰苦的工作和训练，去参加奥运会的日子终于到

《卡尔加里》
1988年1月27日，我们乘飞机飞往蒙特利尔，在那里过了一夜后，又乘早班飞机来到了卡尔加里。在飞机上，谢尔盖一直拉着我的手。这挺奇怪，但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且被他拉着手，还有些骄傲。不过我的心思全在自己身上，一心只想着奥运会，并没有从中看出他的感情。我本该有种在天堂的感觉，但我是那么安静、内向，只想着训练。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为我担心，总是给我提建议。
拿到证件后，我们就乘车去了最近的城镇奥克托克斯。离开幕式还有两个多星期，但教练想让我们早点去，熟悉一下当地的天气变化。小城很安宁，天气虽冷，却并没有怎么下雪。我们住在奥克托克斯饭店，一个漂亮的小饭店里。
城里的人每天都来看我们练习，带来了些麻烦。有人在一旁鼓掌，你很难专心去练基本动作。练习并不是表演。你正集中注意力，这时，另一个运动员做了个跳跃，突然爆发一阵掌声，很分神。可他们当然是些好心人。第一天，一个旁观者就送给我一个娃娃。
2月4日，谢尔盖21岁了。早练习后，大家送给了他一个冰激凌蛋糕。叶莲娜．瓦洛娃送给了他一张生日卡，一只鹳带着个用毯子裹起来的东西，打开卡片，你可以看到那是一瓶酒。现在他可以合法地喝酒了。谢尔盖戴了一条金项链以求好运，上面有一个马蹄形的饰物，我送给他一个有卡尔加里奥运会标志的项坠儿。把这个礼物送给他时，我很紧张。后来，大家都拿他开玩笑：哦，卡嘉送东西给谢尔盖了。但我很高兴他戴了那个项坠儿。
一星期后，冰舞运动员也到达了奥克托克斯，纳塔利娅．别丝切米亚诺娃和安德烈．布金的教练塔季扬娜．塔拉索娃给我带来了父母的礼物：巧克力，一封信，他们和妹妹玛利娅的一张合影，还有鱼子酱。后来塔季扬娜．塔拉索娃成了谢尔盖和我的教练。当苏联运动员旅行时，他们总多带一些鱼子酱，用来换牛仔裤、磁带或现金，大有用处。但在卡尔加里，我们没有鱼子酱可交换，因为代表队的官员们给我们的鱼子酱都是开了封的。他们希望我们能吃掉这些鱼子酱，以获取更多的蛋白质。
2月8日，我们搬到了美丽而且布局合理的奥林匹克村。每次我们进村时，都要进行安全检查，他们会仔细地查我们的包，这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我们是在车上，那就更是没完没了。所有的女运动员还要进行性别检查，以确保我们真的是女性。他们从你的口腔内壁上取一小块皮，拿到化验室里检查，然后发给你一张卡片，上面写着通过。
我们搬进奥林匹克村的那一天，谢尔盖得了严重的胃炎，还发烧，两天都不能滑冰。负责速滑的医生让谢尔盖住进他的房间，照顾他。我很害怕。这位叫维克多．安尼卡诺夫的医生两天不让谢尔盖吃任何东西。谢尔盖的脸色那么苍白，我担心他不能参加比赛。但到了第三天，他就没事了。
我最喜欢吃运动员自助餐厅的奶酪蛋糕，我觉得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奶酪蛋糕，每天我都去吃。此外，我也吃沙拉，有时还吃酸奶和水果，但不吃肉。没有人不让我吃肉，是我自己决定不吃的。事实上，大家担心我太瘦，总叫我吃这个，吃这个，还要吃那个，我都快发疯了。
我和安娜．孔德拉晓娃住一个房间。由于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不住在同一层，我见谢尔盖的次数比平时要少。我偶尔会在村里碰见他，他和萨沙在一起，他们住一间，有时还有其他朋友。我不想去他们的房间聊天，看到他们在那里吃饭，也不想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我会觉得不舒服。叶莲娜．瓦洛娃和奥列格．瓦西里耶夫对我不错，但是因为我太瘦小了，他们会拿我开玩笑，问：“你在吃什么？”或者“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吃？”我不愿听这种话，因此我总是自己去吃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想家。看看我，就要参加比赛了，却只想回家，您能想像吗？
卡尔加里的冰场有些问题。萨德尔杜姆比赛场地大而且舒服，冰面符合奥运会标准。但因为有很多冰球队在那儿，我们很少有机会使用萨德尔杜姆冰场，只能天天去加拿大规定的冰场。那里比我们在国内练习时用的场地要短而且窄，谢尔盖和我不得不随时注意不要撞到围板上，而且在大小不同的冰场间换来换去，使人无法安心。
我们决定不参加开幕式的入场式，因为第二天就要进行短节目比赛，下午还得练习。我们只是从电视里看了入场式。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俱乐部的总教练维克多．卢什金来祝我们好运。我们感到和他很亲近，看到他对提高我的士气也大有好处。他还带来了我父母的拥抱和亲吻，还有糖果，更多的是鱼子酱，以及我妈写的一封信。看信使我充满了力量。那时我记起了我是在为谁而滑冰：我父母，为我付出了这么多的父母。我还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的第一个情人节，人们告诉我，在北美这是情人交换礼物的日子。但这不是俄罗斯人的节日，所以谢尔盖和我没有交换任何东西。
我有信心。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所有的等待都过去了，我认为是期望使我发狂。短节目－－斗牛士进行曲，几乎完美无缺，我们得了第一。惟一的一个问题，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结束时背对着裁判。我们抬起头－－哎呀－－没有裁判。在最后旋转时，我们迷失了方向。但我们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转身鞠躬。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错

我们的长节目像以往滑得一样好，裁判们一致给了我们最高分，我们得了金牌。比赛后，我感到骄傲，但并没有狂喜。我们没有举行任何特殊的庆祝，至少不包括我。列昂诺维奇从来不带我去任何地方。获得银牌的叶莲娜和奥列格跟谢尔盖一起出去了，也没有带我。我留下来一个人享受冰激凌，但结果就连这也没能实现。等待这么多天后，当我去体育室想制作一个美妙的圣代冰激凌时，却发现冷饮柜已经被永久地关上了。我气极了，就去自助餐厅吃了三碗冰激凌，但跟那种不一样。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
我在我的房间里，很奇怪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发生得这么快。我们为此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却只用一秒钟就结束了。当然我很高兴。我从新闻中心给我妈打了电话，她当时正在塔斯社上班，非常吃惊。比赛后，列昂诺维奇告诉我，在我们自由滑比赛前，他梦见我们赢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梦见过花样滑冰。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在比赛前告诉我们这个梦，也不知道做这样一个梦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我真的想回家。我真的想我妈。在这儿，我已经有些厌倦了。
在赢得奥运会金牌后我竟会感到厌倦，这的确是昏了头，但也可以理解，因为我被甩下了，没有人与我分享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卢什金代表联盟向我们表示祝贺，并给了我们每人3860美元的现金。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为我们当然没想到赢得比赛会得到奖金。我每月已经能挣大约350卢布的薪水，比父母挣得都要多。不过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奥运会还要持续十天左右，我不能说那些天我过得很好。很多摄影师，很多采访，没有时间和谢尔盖在一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我遇见了佩吉．弗莱明，她送给了我一件红色套头衫，胸前有一只熊猫。《时尚》杂志想给我单独拍一张照片，没有谢尔盖，还想让我穿上滑冰服，但我不喜欢穿上滑冰服却不穿冰鞋，而且他们还要把背景弄成森林。穿着滑冰服站在森林里，我觉得很愚蠢。这张照片让我不舒服。我只想独自呆着。
现在回想起卡尔加里，我感到生气的是，在我们参加的第一场奥运会上，我对谢尔盖竟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甚至想像不出他在那儿，也许是因为我太专注于比赛了，根本就没有看见他。我记不起我们曾在自由滑比赛前去散步，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或者如果我们去散步了，我们去了哪儿？或者我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为此我对自己很生气。
得金牌后，我认为我得慰劳慰劳自己。于是我第一次烫了头发，还扎了耳朵眼，买了副小钻石耳环。我当然观看了所有的滑冰比赛，布里安．鲍伊塔诺、布里安．奥尔塞和维克多．彼得连科真是了不起。看德比．汤姆斯和卡特琳娜．韦特一决雌雄也很有意思。德比滑得不太好。我就坐在“亲吻和哭泣”区，她的教练阿历克斯．麦高文也站在那儿。我记得德比在比赛中途，转身对她的教练说：“对不起。”
卡特琳娜．韦特已经先滑过了，而且滑得非常好。她紧张地走来走去，想找到一个站的地方，在这儿停一会儿，又跑到那边停一会儿。看着德比，她总是停不下来。我真为她难受，因为电视摄影机一直对着她的脸，记录下她的反应。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她总是走来走去，想躲开摄像机。我独自坐在人群中吃玉米花，每次摄像机扫过观众席，总要停在我身上。第二天，所有人都问我：“玉米花怎么样？”这就跟奥克萨娜．拜乌尔似的。当她去看冰球比赛时，也不知道该坐在哪儿，因为摄像机总能找到她。

女子单人滑比赛是在奥运会的最后一夜举行，我还是一个人去看比赛。我从来不和别人去任何地方。其他的运动员都比我大，我一定是最无聊的人了。我一个人去宴会想找我的朋友，但当我往里窥视时，发现房间里很黑，连椅子都还没有摆，只有放着食物的桌子和装着饮料、啤酒的冰箱。我肯定是第一个去那儿的人。空荡荡的屋子很吓人，于是我决定回宿舍。
宿舍楼外，有人拿着一包毛帽子站在那儿，想把帽子送给所有的女孩儿。因为我是他们找到的惟一一个女孩儿，他们就把那些帽子给了我，让我把帽子分出去。我们第二天就要走了，我只能赶快找人，可宿舍楼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拿着那帽子，一种孤独感又袭上我的心头。
大部分人都把奥运会当做是交新朋友的地方。比如安娜．孔德拉晓娃就在卡尔加里奥运会上找到了她的丈夫，一个从拉脱维亚来的滑雪运动员。所以她不经常在我们的房间里。她每晚都出去散步，这样就可以结交些朋友，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不过她比我大，已经23岁了。
谢尔盖在卡尔加里也交了很多朋友。可是我太害羞了，而且我能跟谁交朋友？冰球运动员？不可想像。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像我一样16岁的人，我们也许会找些有趣的事做。但是我太胆小了，甚至不敢走出房间，我怕人们会问我在干什么，或者要去哪儿。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喜欢滑冰，也为我的成功感到骄傲，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太长也太孤单了。
我们乘专机飞回了家，中途停了4次，花了21个小时。我们先着陆，下飞机，去免税商店，买酒，然后再登机。整个飞机上都疯了，绝对疯了。也许旅途中只有我和飞行员没有喝酒。那天是2月29日，闰年，越野滑雪运动员莱萨．斯梅塔尼亚娜过生日，整个旅途大家都在